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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  
发布时间: 2003-10-16  作者:许纪霖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严格而言发端于五四时期。在这以前,梁启超在《新民
从报》鼓吹的"新民说"、严复对密尔、斯宾塞学说的介绍等等,可以视作自由主义
的先声,但并未掀起一个时代的狂澜。到五四时期,随着大批经历了英美和欧陆自 
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东渐,自由主义遂在中国成为显学,
并铸造了五四及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灵魂。
  中国的自由主义既然是外来的,就无法不受到西方思潮变迁的影响。当中国开
始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古典的资本主义文明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卡尔.博兰尼认
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四根制度性支柱之上:霸权均衡制度、国际金本
位制度、自律性市场制度和自由主义国家制度。其中,金本位制度最为关键,20世
纪上半叶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就与金本位制崩溃有关。而金本位的基础和母体却是
自律性市场制度。博拉尼指出:"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
会体制。假如不废绝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在
任何时期存在,它会摧毁人类并把他的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
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那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
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到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
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终于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
  自律性市场制度将人类图利的动机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而且提高到日常行为
的准则。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却证明,虽然它承诺了个人的自由,并相信自然
秩序是和谐的,但由于其以一种非道德的市场属性,无视社会结构的公共正义和人
类福利,没有节制地追求个人私利,使得社会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共有意义无法
生存。财富和权力两极分化的结果,令社会不得不反弹,发生一系列的保护运动以
免遭崩溃。这种保护又倒过来损害了市场的自律。最后,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在
经历了百年辉煌之后,到20世纪逐渐显现其内在的两难困境。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地表明这个文明迫切需要改善了。
  自律的市场制度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也是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
义的理论支柱。当资本主义建制发生问题的时候,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理论
也面临着自我的修正,需要从其对立面、社会保护运动的代表社会主义那里吸取再
生的资源。事实上,从19世纪后期起,当资本主义弊病显现、尚未爆发危机的时候,
新自由主义开始出现了。它与80年代以后指称里根-撒切尔主义的那种新自由主义
不同,主要是相对于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是对后者的修正。边沁和密尔以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标准作为公共的价值标准,从而为将国家的干预功
能引入了自由主义理论;而格林更是将自由的概念康德化,赋予了其主观的、积极
的意义,强调自我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对各种保护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的
回应,自由主义理论开始"人道化",正如乔治.萨拜因所说:"自由主义作为政治运
动不容许脱离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一向是自由主义者的强大动力。"
  到20世纪,如何保持在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平等、建立公正
的社会秩序,成为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内容。由于这些主题以前通常是社会主义追
求的目标,因而新自由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内化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开始担当起 
自由主义早先的全面承诺。另一方面,由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步吸取了自由
主义的内核,日益社会民主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界限变得模糊不
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英国费边社,就
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有关包容自由与平等、在个人主义的架构之下实现社会公正的
理论追求,到70年代的罗尔斯那里,通过辞典式的排序方式,整合进一个完美的理
论体系,从而新自由主义最终获得了其公认的合理性基础。 
  随着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作为自由主义建制化的西方资本
主义制度,在19世纪文明发生巨大危机之后,也迅速作出体制上的调整和改良,渐
渐容纳社会保护的内涵。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执政之后,国家在社会
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大大强化,福利主义、劳工保护和累计税措施一一落实,新资本
主义体制消解了社会主义运动,却保存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一吸取了19世纪文明
教训的重大改革重大举措,使得20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回应了社会主义的挑战,赢
得了战后30年的大繁荣。
  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全面爆发、新自由主义理论和
20世纪新资本主义文明将形成而未形成之际的转型时期,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
的加深,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也深刻影响到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
自由主义理论。从本世纪初开始,开始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在社会思潮层面也
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同步。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左右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
且也广泛影响了保守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等各类中国知识分子。
  因而,在现代中国知识界,普遍地拒绝古典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就不是
一件太令人奇怪的事情。即便是自由主义中比较右翼的胡适,在五四和三0年代,
也多次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与热情。他以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口吻,肯定社会主
义乃是不可逆转的大潮流:"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
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以九0年代"历史终结论"的眼光会过头来看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狂热,
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置身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背景,一个人不信仰点社会
主义,才真正有点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九0年代"历史终结论"是以苏联式社会
主义的成败论英雄,假如是以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衡量,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
义的凯旋,又何尝不是社会主义的借腹怀胎!
  事实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信仰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既含糊又分化的东西。
粗略区分,有三种不同的成份:
  第一种是激进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追求的苏俄式共产
主义。
  第二种是新自由主义。胡适与傅斯年等许多英美留学生皆属于这一系列。现代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

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时代开始,
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这一
倾向,不仅受到了西方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支持,而且也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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