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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论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常表面。所以,福克纳才说:“当今从事文学的男女青年已把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遗忘了。然而,唯有这颗自我挣扎和内心冲突的心,才能产生杰出的作品,才值得为之痛苦和触动。”(21)比起《在细雨中呼喊》,余华后面的两部长篇小说在内心冲突上显然是向外转了,与其说那些是心灵的冲突,还不如说是遭遇的冲突。而遭遇一停止,心灵也就随之静止。所以,亲人都死光之后,福贵的心就放下来了,平静了,麻木了,不痛苦了,过起了与牛相伴的平静生活;而许三观在小说中的每一次心灵变化,都是由卖血的遭遇来推动的,一旦他不再卖血之后,他的心灵也就没有任何发展了。遭遇一停止,心灵就结束,这种叙述方式有着过于明显的技术特征,远没有余华写《在细雨中呼喊》时那种向内心进发的沉着力度,这说明余华后期的写作依靠的不再是心灵勇气,而更多的是智慧和练达——我要说的正在于此:没有一种熟练的匠气后面不带着明显的精神暮气的。二、有人这样概括余华的写作? 骸懊挥腥吮人朴诎镏颐窃谧约荷砩习盐丈睦罚油辏ā对谙赣曛泻艉啊罚┑阶衬辏ā缎砣勐粞恰罚缓蟮嚼夏辏ā痘钭拧罚┑墓獭K运氖橐坏┪适溃统晌死喙灿械木椤!保?2)这个意思是说,余华让我们看见了人类一生的苦难,但是,苦难在使余华成为高尚的作家的同时,也把它精神中的软弱性和屈服性暴露了出来。余华面对苦难,显然缺乏受难的勇气,不愿意在苦难中前行,以倾听人在苦难中如何获救的声音;他选择了用忍耐和幽默来消解苦难。——受难和忍耐是不同的,前者是主动的承担,后者是被动的忍受;在苦难中前行和消解苦难也是不同的,前者相信意义将从苦难的深处崛现,并且坚持与苦难抗争,而后者则鼓励遗忘苦难(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倒是提醒人们记住苦难)、接受苦难,用现世的、短暂的欢乐来消解苦难的沉重面貌。因此,福贵和许三观虽然都从苦难中走过来了,但他们最终却成了被生活榨干了生命力的、充满暮气的老人,在他们面前,站立着的只是广阔的虚无,厚重的麻木,以及庄禅式的自我逍遥,但没有克服了受难之后的存在的欢乐。   6、“看法”有时比“事实”更重要

  在苦难面前,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这不仅是余华的局限,也是多数中国作家的局限。它既与作家的存在勇气有关,也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根底相联。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但这个“天”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显得非常空洞,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之相对应,最终,“天人合一”就合一到了“人”那里,“天”实际上是缺席的。所以,李泽厚曾说,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Subl

ime),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他还将中国文化命名为“乐感文化”,并用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比较,从而提出,只有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崇高和悲剧精神,有了冲破宁静、发奋追求的内在动力,把审美引进现实生活,才可能改造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传统观念,使得外在和内在的自然都获得“人化”,“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23)这确实是一个有益的劝告,也是使作家的思想从现世世界转换到意义世界唯一有效的途径。

  几乎所有的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作家,都看到了苦难(痛苦)之于生存的不可或缺,并描绘了它。但是,并不等于每个人都真正了解苦难的秘密。如果从现世的角度看,苦难仅仅是一些经历,一些遭遇,一些会在某一个时刻与它不期而遇的事物;而如果从价值的角度来看,苦难就会成为可以意识到但无法摆脱的存在的痛苦,“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痛苦中长大的,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系列的痛苦,有的是加在他身上的,有的是他加给别人的。”(24)看到了这个事实之后,作家首先是要进入这种本质性的痛苦体验中,接着才是寻求痛苦后面的出路。——一个作家出示什么道路来解决苦难(痛苦)对他的折磨,自然就成了检验他的心灵质量的重要标尺。我相信美国哲学家赫舍尔的话:“在我们时代,离开了羞耻、焦虑和厌倦,便不可能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思考。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忧伤和无止境的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离开了窘态的痛苦,便看不到个人的成功。”(25)

  因此,我不赞成消解和遗忘,这样并不能真正擦去人生存中苦难的痕迹,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自欺和掩饰而已。消解和遗忘不能叫人成为苦难中的得胜者,也不能叫人从勇气中站出来生存,相反,它会使人被苦难吞噬。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经历了很多,但“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到最后,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只是一种存在的麻木,没有幸福,也没有尊严,他们的眼神貌似达观,内心却是一片寂静。我想,存在的寂静就是存在的被注销。   作为个体,福贵和许三观的存在可以被注销,但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滋生出来的恶、暴力、耻辱和苦难却是无法被注销的。它们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也不能乐观起来,所以,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遗憾的是,福贵和许三观都不是承担的人,他们在苦难面前是顺从而屈服的;或者说,他们只承担了现世的事实苦难,没有承担存在的价值苦难。余华忘记了,当福贵和许三观在受苦的时候,不仅是他们的肉身在受苦,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意义、尊严、梦想、希望也在和他们一起受苦。——倾听后者在苦难的磨碾下发出的呻吟,远比描绘肉身的苦难景象要重要得多。但余华没有这样做,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耗费在人物遭遇(福贵的丧亲和许三观的卖血)的安排上了。我记得八十年代的余华不是这样的。那时的他至少在小说中承担了暴力和恶,他像卡夫卡那样,写出了恶这种“普遍的不幸”,并在小说中一直寻求着对抗恶的力量,并宣告,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缺席构成了人的不幸的本质。“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在日常的恶中生存就是崩溃。”(26)虽然,余华和卡夫卡一样,想用恶的方式来承担恶,并不能真正摆脱恶对人的侵蚀,而只会带来更为绵长的恐惧和绝望,但那个时候的他,确实是一个站出来承担的人。

  承担就是受难。“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是卡夫卡的话,他还说:“受难只是在这里是受难。这并不是说,在这儿受难的人在其它地方地位会提高,而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叫做受难的,在另一个世界上情况不变,只是没有了它的对立一面:极乐。”(27)卡夫卡拒绝尘世快乐与生存苦难之间的和解,坚持以受难的姿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他看见了绝望,但他在绝望面前是胆怯的,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找到战胜绝望的力量。即便如此,卡夫卡还是在苦难面前站立住了,“不离弃苦难的世界,决非是因为乐于受苦,进而炫耀痛苦精神,而只是因为苦难的世界迫使我们相信上帝终会听到我们的哀告。”(28)从受难到发出终极呼告,这正是西方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它使文学具有了从事实空间飞跃到神意空间的可能,也使受难有了终极的意义:只要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信”,我终究会从苦难中获救。这个时候,受难就再不是仅仅经历一些生存的遭遇了,它转变成了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探查和关怀,好比《圣经》里的约伯,当他自以为义的时候,苦难来了,但他选择了承担——“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上,现今都比海沙更重。”在苦难中,他开始明白苦难的意义,明白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只有在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荫蔽之下,活着才有不朽的价值,于是他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29)——这意味着他终于从罪恶和自义里被拯救了出来。

  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对作家而言,他进入的其实是一个新的想象世界。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够把事实带到深邃之中,因为事实后面还有事实。那些拘泥于事实世界而失去了价值想象的作家,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被事实吞没;他的作品,也很快就会沦为生活的赝品。试想,有哪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同时向我们呈现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双重景象呢?如果以此来观察今天的世界,那我们可以说,从事实上看,这是个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的苦难的世界;但从价值上看,这却是个有存在自觉的人均在受难、并因此而获救的世界。——谁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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