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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苦恼意识及其出路(下)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讨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苦恼意识及其出路(下)  
发布时间: 2003-1-12  作者:陈涯倩  
第三章 苦恼意识出路之一:关于希腊的回忆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当西方的思想家们在面临现实的苦恼之时,自然会回到他们文明的源头去寻求问题的出路,而在希腊文明中也确实存在着现代所不具备的一种精神、一种伦理生活方式。因此,西方思想界的泰斗们都有一种“希腊情结”,黑格尔和他的同代人是如此,而二十世纪的海德格尔、阿伦特等人依然如此。
本章就是来分析希腊人的精神状态及伦理生活状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与希腊相对照的情况下,来进一步考察现代苦恼意识的病症所在,但更重要则是要指出,希腊毕竟只是一个回忆,希腊人的精神状态与伦理生活方式都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相比与我们将要论到的基督教,希腊不仅不是克服苦恼意识的良方,而且,精神的发展必要走出希腊这个摇篮,步入苦恼意识阶段。

第一节 希腊的伦理生活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黑格尔是如何来描绘希腊的伦理生活方式的。我们分“英雄时期”与“民主时期”两个部分来讨论希腊的伦理生活方式,这并不是说本文认为这两个时期里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伦理生活方式,而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从同一种伦理生活方式的两个不同的时期——一个是希腊的形成时期,一个是希腊的顶盛时期——来说明之。

(1) 英雄时代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希腊伦理生活的起源。他一开始就提出,希腊是由地中海上的一些岛屿构成的,在岛屿与岛屿之间,是不深的海水,古人已具备了横渡这些海峡的能力。而地中海上的气候总的来说明朗晴和。与亚洲一方无际的平原与大河流域相比,单是这样一幅地中海图画就预示着一种与东方大帝国的专制性的伦理生活方式不同的明朗清澈的伦理生活方式即将出现。
接着黑格尔指出,希腊民族的起源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过程。“希腊……是由不同的民族汇合而成的。在希腊包容的诸多民族中,我们难以分清哪些是希腊的本地民族,哪些是从外邦与远处迁移进来的民族”(1),在希腊民族融合形成的过程中,“海与外国人”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从海上迁移过来的外国人来到希腊的诸岛屿上,通过构筑要塞与皇室,在希腊形成了一个一个的“中心”,这时,按黑格尔的话来说,开始了希腊的英雄时代。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中心”保护着岛上的农业与商业,为固定的城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且,这些要塞的主人与他的保护民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希腊伦理生活方式的根本特点,从而决定着希腊人的品格。
黑格尔认为,荷马的作品最好地描绘了英雄时代英雄与臣民之间的关系。臣民服从于英雄,但不是象印度的种性制度那样是由于臣民属于低种性,也不是由于一种奴役(在这里,黑格尔考虑的是自由民),也不是出于宗法关系,更不是依据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规定。而是在于,大家普遍感到这位英雄人物具有财富勇气,远见卓识或超群的智慧与胆量。而只要他保有这种胆识,他就保有他的权威,他的个人的决定就可以有今天我们所说的法律的地位。他靠自身的魄力带领他的臣民的一切活动,他是国家的建立者。但是,领袖人物一旦失却了他的个人的能力,他的权威也就失去了。在荷马诗歌中,我们看到,求婚者们占有了尤里西斯的一切财产,完全无视他的儿子;阿西里斯认为父亲已老,就不值得尊敬了。人们如果不满于领袖人物,就没有任何力量来约束他们尊敬他。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半岛的人们不是在外力胁迫下加入战争,而是自觉自愿地投入特洛伊战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希腊民族的形成带有自觉性,每个臣民都带着自觉意识加入了民族形成的行列。
可见,在希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是由一种被动盲目的力量决定的,甚至可以说,英雄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松散的,谈不上统治与被统治,国家的形成不是由一种外在的强力决定的。黑格尔说,在东方,为了与自然抗争,人们在自然这个强大的外力面前,借助着血缘的联系才构成了民族国家,因此,东方国家中个人对国家这个实体的印象是不清楚的,他们只知道一种外在的命定的力量决定了他们要服从于一位绝对的统治者。而在希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过程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是出于人们对共同的行为、共同的准则的自觉认同而建立起来的,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联合,黑格尔认为,在希腊,人们对伦理实体的认同,即对其目的,原则,乃甚至风俗习惯的自觉认同,已成了希腊人的第二天性。只有这样,伦理实体才能内化为个人的内在本质。
不过,希腊的这种形成过程,并不是卢梭所说的那种每一个公民让度出他的一部分权利以达成一个公同的契约的过程。黑格尔指出,在希腊,人要确立其地位身份,要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就不能离开共同体(即伦理生活的实体),个体以国家为其目的,只有将国家,或者说伦理实体内化为自己的本质,个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有地位的个体,即使是英雄的地位,也是在一个共同体中才得以确立的。所以,个人的权利并没有超出伦理实体之外,而是在伦理实体的范围之内。而在卢梭所说的这种契约关系中,个人的权利在国家、在共同体之外预先就存在了。而且,希腊个体的权利是由一个特定的伦理实体规定的,也就是有限的、特定的权利,而现代人的所谓天赋权利是一种无限的权利,它超越了一切特定伦理实体的限制,但也正因如此,它就是一种绝对的权利。在现代哲学中出现的自我意识、出现的主体性是一种绝对的主体性,完全的“我”。而在希腊英雄时期,没有人有任何独立的权利,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只要英雄具备了领导人民共同行动的才智胆识,在黑格尔看来,人们就毫无嫉妒恶意地跟从他,因为人们并没有在共同体之外认定自己有权利。
英雄的领导与现代政治人物的领导也是完全不同的。现代伦理生活的本质既被遮蔽,每个人局限在其自身有限利益中,或追求自我的高尚与完美,那么,伦理生活的本质(也就是普遍性)就作为外在的力量来统治人,即国家作为外在的强制性国家而出现。在这样的国家里,即使是政治领袖(或大游行中的领袖),也只不过是整个官僚机构中的一分子(或只是他所呼喊的口号的奴隶),现代领袖人物所缺乏的是个性。而希腊英雄的事迹充满个人魄力,英雄的事迹作为伦理实体的内容与英雄个人的气质、性格有机地接合在一起,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接合在了一起,因此,黑格尔称之为“美的典型”,英雄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英雄对人的感召力,不是因为他占据国家机器的关键位置,也不是因为他是道德的代言人,而是因为他的个体生命体现出一个伦理实体所需要的种种品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称这些英雄是自由的个体。在希腊的伦理实体中联系在一起的人,都是这样具体的人。现代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是一个抽象的人的概念的认同,而具体的人之间相互却是完全隔绝的,这正与希腊的伦理生活中人的具体联系形成对照。
但是,希腊英雄的上述特点也正构成了他们的局限性。因为个人,无论他如何有胆识,也是有限的,希腊的伦理实体不是作为一种绝对有权威的力量出现(象现代的外在的强迫性的国家或内心的绝对的命令那样),反而是体现在有限的个人身上,

这说明这种伦理实体所达的普遍性也是有限的,在希腊伦理生活中,远没有现代道德意识那种追求完美的动力。这就使偶然的因素在英雄的事迹中占具了一席之地。因此,希腊英雄的行为有时是凭着一时兴起或任性,而且会做一些与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英雄完全不可能去做的事情。黑格尔以赫克里斯为例,这位英雄“本着他个人意志去维护正义,与人类和自然中的妖怪作斗争”,但“他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英雄,他在一夜里强奸了第斯庇乌斯的五十个女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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