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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

时间:2006-11-26栏目:政治理论论文

在公元新千年之交,「第三条道路」的话题,打破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厌倦,在欧美各国政、学两界流转激荡,正领一时风骚。但是,这种话题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中国人对「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文明」的类似追求,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开初、中叶和末叶掀起了三次高潮。正像在西方一样,「第三条道路」的指称在中国也多有歧义,但在本质上似可界定为社会民主主义。中国人追求社会民主主义而有不直呼其名,皆缘于错综复杂的历史际遇。在新千年之交,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将「第三条道路」作为最佳的选择,并力图促成世人的共识,实在耐人寻味。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对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程所作的回顾与辨析。

一、新文化运动与「第三种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世界拖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也由于先进的西方同时也是侵略中国的西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便一直呈现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轨。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终于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本着「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无狂妄的赶超心态,寻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应该说,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这也是为甚么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1

问题在于,从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算起,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时间不过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激变,社会主义思潮便汹涌澎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对于这种思潮突变,国内官方史学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笔者则认为,对于中国五四时期西化思潮向社会主义思潮的急剧转变,巴黎和会的影响至少有与俄国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话。与西方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个人解放在这场运动中只不过是试图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手段而已。当时那些启蒙战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方案,曾经给五四启蒙战士们带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和热望。2但是,巴黎和会居然蛮横地否决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关于将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它权益归还中国的最低要求,决定将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其它权益移交日本。战胜国居然成为被人分赃的对象,西方列强这种欺人太甚的蛮横之举对于爱国激情极度高涨的五四启蒙战士们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促使他们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场转变。

当然,现在人们并不难争辩,巴黎和会那种种纵横捭阖的叛卖行径、同流合污的分赃交易和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来自强权政治和当时西方「现实主义」政客们对「民族利益」的狭隘见解,而与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的五四知识界无暇心平气和地细加思量,将西方列强的自私自利、强权政治及殖民主义政策,同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及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由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绪迅速支配了公共舆论。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愤之中的五四知识界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幻灭感,而且在这种幻灭感驱使下形成强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毛泽东的说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对「学生」的侵略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

本来,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从未在中国正名。之所以如此,既因为自从中国人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它便同剥削、贪婪和欺诈等丑陋的字眼、而不是同效率、竞争和财富等动听或至少不太刺耳的字眼连在一起;也因为当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西方便受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西方,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已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中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使这一思想在成形的中国新知识界传播开来。5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初步传播的结晶。不过,直到1919年5月,「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它先进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调情,并不妨碍他们热烈追求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即便是后来被描述为共产主义壮丽日出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没有让他们分心。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发表了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甚维克的几篇零星的文章,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直到1919年5月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水岭。那一事件使中国知识界整体上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干脆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主义侵略行为等同起来、并进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用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解放与改造》杂志主编张东荪的话来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我们虽然仍区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功夫。」而在张东荪那里,「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6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1919年12月发表宣言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阀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引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拋弃的了。」7 社会主义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学的中心位置,其中更激进的一群则彻底拋弃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转而「以俄为师」。

行文至此,还有一桩历史公案需要澄清。是否如国内多数史书所载,当五四知识分子改宗社会主义,他们便告别自由民主主义并与之决裂了?历史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种宣称「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实证的历史根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在1919-1921年间,中国有几十人转变为布尔甚维克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顾中国尚未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等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也不顾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论,硬是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用社会主义方法来实现工业化,因为世界正在

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8他们还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布尔甚维克主义信徒,当时大多数热情拥抱社会主义的知识精英并不与自由民主主义决裂,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民主主义的自然延伸和深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与社会经济上的民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谭平山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明确地将「德谟克拉西」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并明白不误地指出,「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9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现代的民治主义在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劳动阶级,又跟着贵族和资本家一样想占有霸权,岂不是变成了多数专制吗?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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