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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幸福问题的伦理思考

时间:2006-11-26栏目:政治理论论文

  论幸福问题的伦理思考
  
  〔论文关键词〕幸福问题 德性人性 完善心境
  
  〔论文摘要〕某种意义上,幸福论就是价值论,不同的幸福感是由于获得不同的价值而产生的。人的真正幸福或最高幸福与人的根本价值相关,即人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把幸福作为道德普遍原则,意味着幸福必须有其客观的依据或尺度:享有合乎人性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人性自觉并得以充分地展开和实现。如何才能维持和增长幸福感?除了通过自身努力尽可能去改变现实状况,更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以及持有正确的幸福观。
  
  幸福问题自古以来便为人们关注,伦理学家们认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希冀幸福,追求幸福,向往幸福。因此,在伦理学中,以幸福为人生目的往往被视为人类的普遍原则,似乎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然而,究竟什么是幸福?幸福为何在伦理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了而幸福感并未随之增强,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
  
  一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对幸福问题作过深刻而细致的研究,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亚里士多德说:大多数人追求的生活目的是幸福,但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对于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把它说成不同的东西:在生病时说它是健康;在穷困时说它是财富;在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时,又对那些提出他无法理解的宏论的人无比崇拜。”[1]因此,这些所谓的“幸福”都是因某个具体的目标追求所产生的主观感受,在此意义上,幸福论就是价值论,不同的幸福感是由于获得不同的价值而产生的。但人的根本价值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一种体现在不同价值追求之内的核心价值?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1](303),“是他的合于他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1](305)。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显然是存在着这种根本价值的(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幸福在于人自身而不是外在之物,幸福是“不缺乏任何东西的、自足的”[1](303),而这种自足主要是指合于自身德性的实践活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完满的德性就是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统一就是说,幸福归根结底在于人自身,是以满足人的内在理性、道德、精神之需求而不断实践的活动。
  
  康德把人看成是既具知性又具感性的双重性动物。他说:“我作为知性世界成员的活动,以道德的最高原则为基础,我作为感觉世界成员的活动则以幸福原则为依据。”[2]两者如何协调?他指出,感觉世界的成员只能按自然规律行动,那是一种他律,体现不出人的自由意志,人作为理性主体,只有按道德规律行动,才体现出自由意志和责任,所以,作为感觉世界的角色,最终应该符合道德规律。由此可见,康德也讲幸福,但他在讲幸福原则时,是将其置于道德原则规定之下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但实际上他也是将最高的幸福与理性思辨、德性视为一体的。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看来,幸福问题只有置于道德范畴才有解。然而,这里的道德还不是一般的道德,而是与人本身,与人的本性、本质相结合的道德,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所在。同样,他们眼里的幸福也不是一般的幸福,而是与人的根本价值相关的最高幸福,是理想中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幸福。这样的话,要真正理解幸福的真谛,可能还是马克思的话最为彻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回归人性”,“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3].也就是说,人的真正的幸福或最高幸福,就是人得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的活动与人的内在需求密切相关,人的内在需求又是多种多样的,具有不同的层面。众所周知,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对人的需要层次作出如下的划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划分,第一层面是生理需要,也是最基本的需要,除此之外,其余都归结为心理需要。实际上,安全、归属和爱、尊重等需要,属于心理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人的更为本质的需要,它不是游离或高居于以上各种需要,而是将这些需要都包容其间,人的各种潜能的表达和发展都与上述需要密不可分,都是经由这些需要而进一步扩展、深化。自我实现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人对内在价值持续、完整的追求,它是人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途径。自我实现侧重于人自身的建设与完善,通过人的行为指向人的精神层面生活的丰富与满足,但是它并不排除外部的条件,也不可能排除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具体的生活环境、文化教育、传统价值观念等影响。
  
  人都是生活在具体的时空、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的。一般而言,当一个人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时,它除了具有强烈的生理(生存)需要外,很难产生其他的需要,更谈不上自我实现。然而,如果一个人从小受良好的道德教育,或者为良好氛围所熏陶,即使他的生活条件甚为艰苦,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仍然有可能在人性的某一方面得以加强和发展,如修身养性或坚持操守和人格。他可以不为外在的有限条件所左右,甚至将艰苦条件视为锤炼自身品格的内在动力,以坚持发展自己的人性和人格。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对弟子颜回能安贫乐道极为赞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孟子认为,能担当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种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精神与品质是人生的很高境界,令人敬佩。对孔子、孟子、颜回本人而言,实在也是一种幸福。
  
  然而若以全面而完整地发展人性而言,这毕竟是有缺陷的。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状态下,颜回之类的人物只能发展其人性的某一方面,如品德修养的一面,而无法使各种潜在能力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孟子所谓的艰难困苦磨练可以增益人的意志、毅力的培育,但假设他一生皆在艰难竭蹶之中,恐怕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叹奈何了。因此,自我实现也好,以不假外求、自足的幸福为指归也好,毕竟是离不开外在的条件,尤其是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没有人能逃脱这一点,除非是神。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就没有幸福可言。
  
  亚里士多德说,完善的幸福是人的沉思活动,因为在沉思活动中可以获得自足、愉悦、闲暇、无劳顿、享福祉。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一种神性的生活,不可能为多数人所享有。即便如此,沉思生活也离不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人的幸福还需要外在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本性对于沉思是不够自足的。我们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得到食物和其他的照料。但尽管幸福也需要外在的东西,我们不应当认为幸福需要很多或大量的东西。”[1](310)因为各种东西(主要是物质)都是外在的,它们再多也不足以达到人本身的持续、深刻、安宁的心灵愉悦,不足以激起人的内在创造力去丰富完善自己的人性。相反,如果没有内在心灵的把持,过分的物质财富很容易成为人的累赘,甚至消磨人的意志,使人沉湎于物质的感官的享乐。这就与实现以内在的自足的生命价值、意义背道而驰了。
  
  二
  
  幸福若以个人的主观感受为依据,就会产生无数各不相同的幸福观,甚至产生截然相反的幸福观。如果纯粹以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受作为日常生活的谈资是无伤大雅的,而一旦要把幸福作为道德普遍原则,认定是所有人追求的共同目标,那么问题就会产生。
  
  如何确定幸福这个目标?没有一定的实际内涵,就不可能确定幸福这个目标,也就无从引导人们去追求这个目标。这就意味着幸福必须有其客观的依据或尺度,而非单纯的各不相同的主观感受。
  
  社会学就以何种社会条件能导致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满意度,作为产生幸福感的尺度,换言之,是将社会的发展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值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社会学的这种探索把人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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