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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党报思想成因探析

时间:2006-11-26栏目: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列宁在俄国独特的斗争环境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1917年,他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使得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这一划时代的伟大胜利,使得列宁  的革命理论被许多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者所接受。列宁的党报思想,也通过  第三国际对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  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列宁的革命思想,包括他的党报思想,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中形成的,他个人在  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很不相同,他的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也颇具特色  。要理解他的党报思想,需要首先考察一下他的生活环境。
      一、俄国和西方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参照系对列宁的影响
  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沙皇俄国就被视为欧洲最后一个封建堡垒,以致马恩在184  8—1849年主办《新莱茵报》时两个主要斗争目标之一,就是摧毁俄国这个最后的反动  堡垒。但是直到20世纪初,俄国依然在沙皇极端专制的统治下。列宁就是在这种环境中  ,于1870年诞生在伏尔加河左岸小城辛比尔斯克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省教  育厅视察员,祖父曾是农奴,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其父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  育家。他的哥哥由于刺杀沙皇而在1887年被判处死刑。列宁有条件阅读到启蒙书籍和马  克思的著作,痛恨专制制度,在喀山大学读一年级(法律系)时就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开  除。从那时起,他始终受到沙皇政府的监视和各种迫害。后来他自学四年并获得了彼得  堡大学的正式毕业文凭,在地方上做兼职律师。这为他后来发挥其论辩的才华奠定了知  识基础。1887年,他的中学作文中,有一篇是专论印刷术发明意义的。这从一个侧面可  以证明,列宁对于新闻出版的影响力从小就有较深刻的理解。
  列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他是在既定的前人提供的“主义”基础上,发展这种主  义,而不是重新创造一种主义。因而研究列宁的思想,需要不断地回过头来对比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思想,以及欧洲国家,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工作经验对他的影响。
  俄国不仅政治上是欧洲最落后的大国,而且全国民众中的文盲数量也是最多的。虽然  当时俄国已有官方报纸,但是最早面向社会发行的报刊,却不得不由莫斯科大学主办,  因为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屈指可数。那时欧洲主要国家的人民,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普选权  ,以及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权利,而在俄国,警察密探遍布,到处都有严格的书报  检查,革命政党没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人民也没有普选权。1898年3月,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9个代表)在明斯克召开,发布了党成立的宣言,指  定《工人报》为中央机关报。但是很快,大会选出的三人中央委员会就被沙皇警察破获  ,《工人报》出版的努力也告失败。而那时,列宁还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
  列宁1895年曾在西方国家考察过四个月,那里的政治环境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经历了几年流放后,列宁于1900年流放期满回到内地。他意识到,如此恶劣的政治环  境,难以展开政治活动,也难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重新建党,只能首先在国外  进行工作。于是他决定同年底出国与当时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合  作,讨论重新建党。
  从那时起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其间除了1905年俄国爆发民主革命时返回过俄国  外,列宁大部分时间是在西方国家生活,包括德国、英国、瑞士、法国、奥匈、瑞典、  波兰、芬兰等等。这些国家被列宁称为“自由国家”,尽管有时也遭遇一些麻烦,但与  俄国黑暗的专制制度相比,列宁获得了在自己的祖国无法想像的广泛的活动自由,特别  是新闻出版自由和通讯自由。正是这些自由使得列宁有可能以国外为稳固的基地,领导  国内的革命斗争。1900—1917年是列宁从事政治活动的成熟期(时年他30—47岁),这种  自由的环境,与俄国形成强烈的对照,对列宁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
  列宁对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公开性和自由度是羡慕的,多次谈到它们。在他活动早期  ,尤其尊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和他们的领导人物,诸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考茨  基等,以及德国党的主要报刊,特别是理论刊物《新时代》。列宁热情地追求精神自由  ,具有良好的个人民主作风,以及遵循党内活动惯例的“守法”意识,除了家庭的影响  外,这些个人的特征主要是长期生活在自由国家养成的。
  对两方面的深刻体验和理解,使得列宁有可能对比不同的政治环境,得出适合不同环  境的政治斗争策略。他在比较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斗争环境时就指出  ,在前者,可以展开“广泛民主原则”,其特点有二:“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职务  经过选举”。他写道:“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  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  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  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大家都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  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因此,全体党  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  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  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  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1](P131-132)。
  而在后者,只能艰难地存在秘密组织,“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  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

儿戏”[1](P132  )。因此,列宁关于俄国党报的理论和工作原则,总是与俄国的环境相联系的,如果脱  离俄国的具体环境,他的某些观点或说法,从现在的眼光看,就有些难以理解。
  列宁不得不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他处理国外党内的事务和在国内解决  一些私人事项时,是十分民主的或宽容的。这是他个人民主作风的体现,是他的很真实  的一面。但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从事党的工作时,环境迫使他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又  必须采取一些“专制”式的做法,包括党报事务。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  领导人,在具有数百年专制传统的俄国处理国务,许多具体问题不采用同质异构的专制  措施是不可能即时解决的。在不习惯于民主讨论的环境中,民主讨论带来的往往是无休  止的争吵和党同伐异的小动作。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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