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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
关于民工潮的研究，人们往往从经济的视角看得较多，因为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与对城市的经济建设的作用是显见的。其实，从文化与社会的视角研究农民工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指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研究进城农民工的适应问题，不仅是民工潮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对我国的城市化、现代化的实施具有现实意义。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相关涵义
什么是适应？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Goldscheider.G)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注：Goldscheider.G.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nations.Westview Press,1983.）高斯席德强调变化和过程，倾向于把适应理解为行为本身，在变化的环境中移民们所做出的一种不断的行为调整。同样源于进城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对他们来说，城市经历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调节，从而顺应他们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
《社会学百科辞典》中没有适应这一条目，有与之接近的“调适”、“同化”两词：“即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群体之间或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经过调适，产生彼此和谐的关系。人们可以通过调适，即部分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或生活习惯，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注：袁方主编：《社会学百科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同化”指“具有不同性质的人、集团或民族接触以后，融合成新的文化单位的过程。……同化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同化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其作用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但不会触动社会根本制度”（注：袁方主编：《社会学百科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适应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同化，同化从字面上看有消极、被动的含义，适应比同化更具主动积极的意义，调适更加接近适应的本意。
《社会学词典》中，对“适应行为”解释是：“指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形成了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就会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断地适应环境的过程。”（注：王康主编：《社会学词典》，山东人民山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适应”和“社会化”关系密切。社会化与适应是一个事物从两个方面的不同表述。社会化是从社会对人的教化的角度而言，强调的是执行社会化的各种主体对个体进行教化的过程。而适应主要地是从接受社会化的个体角度而言，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对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化的过程的接受程度。社会化是人对社会的适应、改造和再适应、再改造的复杂过程。社会化贯穿于人的一生和社会的整个过程，适应也贯穿于人的一生。具体到进城农民工的适应，则表现为一种成人的社会化。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进入了完全不同于农村的一种生活环境，担任了另一种不同的社会角色。进城农民工的这种生活环境和社会角色的变迁，迫使着他们进行自身调整，在经济生活、社会交往、价值观念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以更好的适应新的城市社区环境。显然，进城农民工的适应是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的继续社会化。
从城市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人类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迈向现代化的综合反映”（注：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从微观角度看，现代化是指“个人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一种复杂的、技术先进和不断变动的生活方式的过程”（注：罗吉斯：《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沃思(louis Wirth)认为，“城市性”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基于规模、人口密度和社会复杂性的不同，城市具有其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注：Louis Wirth,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el.44,1938,pp.1～24.）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认为，“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注：英格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帕克(Robert E.Park)主为：“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培养成的各种新型人格。”（注：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城市不仅仅是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它还是一种“城市性”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在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城市化是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概念”（注：辛秋水：《农村城市化理论研究会综述》，《江淮沦坛》1994年第5期。）。农民工的城市化，基本的含义是指农民工进城后的转变及对城市的认同、适应过程。个人城市化进程与个人现代性的获得基本上是同步的。农民工的转变是以城市为参照系的，正如传统的变迁方向是现代一样。
我们把进城农民工的适应划归为三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这是进城农民工适应的三个不同的方面，又是依次递进的层次：进城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首先必须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住所，才能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基础的；在完成了初步的生存适应之后，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是进城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它反映了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上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它反映出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化生活方式等的认同程度。新的观念、心态和意愿这些内在精神性因素的深刻变化，是进城农民工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生存环境适应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农民工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在心理上也适应了，才说明城市化对农民工人格的影响、塑造、提升，由农村人转化为城市人这一社会化过程的完成。心理适应实质是被城市文化同化，完全地融入城市社会。这三个方面又是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的。
1993年农民工在流入地收入与消费结构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青年报》1994年3月8日第7版数据整理。
农民工阶层适应的层次
1.经济层面的适应。农民工的流动把
获取经济收入作为首要的目的。他们只要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有了一份可以维持最低消费的收入，解决了住宿、吃饭等日常必需消费问题，就有了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的开端和立足的资本。我们把进城农民工在经济层面上的适应，称之为生存适应。农民工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较强的。1994年2月3月，《中国青年报》在全国8省（甘肃、四川、新疆、江西、山东、黑龙江、江苏、广东）10地（流出地与流入地各5个）的调查，把农民工消费支出作了分析。
我们从表上可以看到：第一，农民工的主要收入均寄回了家，收入越是低的地区，寄回家的收入比重占的越多。第二，农民工自己的生存消费被压缩到了最低的限度，这时用恩格尔系数已经无法真实反映出其生活质量的状况。第三，富裕地区的农民工用于学习、娱乐的费用比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费用要略高。尽管近几年农民工的收入有提高（注：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调查，农民工年均收入1998年达7407元，1999年达8048元。），但是，这种消费结构却没有大的变化。
农民工主要有居住用工单位宿舍、建筑工地工棚、租赁农民房屋三种形式居住。同其他消费一样，进城农民工在住房方面的消费也是处于维持最低消费的状态，减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大多数的农民工认为城市只是暂时的栖身地，这样农民工对于住房的要求主要是满足其休息和基本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对住处没有什么奢望。只想有个能挡风避雨、存放少量物件的地方就满足了。
农民工生活方式最大的特点是节俭性。在消费上，进城农民工基本上奉行“能省则省”的原则，除了衣、食、住、行生活必需费用，每月用于其他消费的费用极少。根据南京大学1999年农民工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工的年均收入是8048.2元，月平均收入是670.7元，月均消费为319.6元，其中，吃饭是一项最主要的开支，平均为177.9元，其次为衣物，平均为52.5元，住宿的开支为42.5元，生活用品为22.9元。交通费用为22.3元，每月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平均仅为1.5元。消费支出占收入的47.7%。另据李强研究：有75.3%的城市农民工都往家中汇了款。从汇款比例来看，将自己收入40%以上汇给家乡的人占城市农民工总数的50%。（注：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可见，大多数农民工除了用于生活的必须消费之外，几乎不花费什么钱。大部分收入用于汇回家。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基本限制在“必须消费”上，对生活的要求较低，他们的生活参照系不是城市市民而是家乡的农民，这种较低的经济参照系的选择有利于进城农民工的经济适应，可以说，农民工只要找到了工作，有了基本的收入，在经济上能够维持城市生活的最低消费，就有了立足之本。这种适应还处于一种生存适应状态。农民工由于需求低，在经济层面的适应是较容易的。
2.社会层面的适应。主要指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互动的行为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方面的适应。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个人生活的形式与特点，具有鲜明的群体性。在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中，经济条件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城乡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进城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生活方式自然而然随之发生变化，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可以称之为进城农民工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农民工进城后，最表面、最简单的适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模仿行为。农民工首先是从外在的形象上，如言谈举止与服饰上对城市人进行模仿。尤其是青年人，接受能力很强，男青年学会了穿西装，女青年学会了化妆。在言谈举止上，也有意无意地模仿着城里人，在与老乡之外的人交流时，一般都会说普通话，有些年轻的农民工还学会说几句当地话，在买东西、讲价钱的时候使用。农民工情侣会像城里人一样在大众场合下卿卿我我。日常生活模仿是一种外部形象上的整饰，它实质上反映的是农民工观念上的变化。城市行为方式模仿已经展示了农民工在生存需要之上的更高需求，显示了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主动性。
生活方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闲暇时间的安排。在南京大学1999年调查中，有一道问题“您工余时间干什么”？（多种选择）回答依次有10多种：打牌38%、看电视37%、听收音机36%、聊天35%、逛街30%、看书报20%，这是排在前六位的休闲方式，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消费支出，也能放松身心，可以说是节俭和实用的结合。其余的还有睡觉、搞卫生、干家务、找工作、上舞厅、找老乡等。虽然城市里的娱乐项目丰富，但民工们很少涉足。农民工闲暇时间主要是群体内部娱乐或仅仅是自我消磨时光。虽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闲暇时间的利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带上了一些城市人的色彩，如看书报、杂志等，但对整个农民工群体来说，其闲暇时间的利用仍不具备十分明显的城市生活方式特征。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是贫乏和单调的。一是农民工收入较低，对都市中动辄数十元的娱乐、休闲场所敬而远之。二是与其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分不开，没有精力娱乐。三是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缺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四是缺少消费、休闲引导，农民工与当地人接触并不多，他们的消费方式几乎是沿袭早来一步的朋友、亲戚的。农民工能够在八小时内的工作上与城市人同步，但八小时外的生活却与城市人相脱节。
有的农民工认识到了自己要适应城市生活，要在城市中发展，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并抓住可能的机会。南京大学调查发现，在城市打工的人中，正在继续学习的人占样本总数的14.48%。交往是要靠语言的交流，在我们对南京市迈皋桥农贸市场的一个团体个案（共141人）调查发现，有53.5%的人表示愿意学南京话，同时有38%的人不愿意学说南京话。那些不愿学南京话的人表示，自己本来就是安淮人（安徽省五河县安淮乡人），“根”在农村，过几年就得回家，所以没有必要学南京话。“城市过客”意识造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认识障碍。
与城市人的交往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主要途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是一种基于生存适应之上的更高的需求，是适应城市的一种较高的层次，这显示了民工主动适应城市，在城市获得发展的积极性。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认为农民与城市接触的经验“也许能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学校”（注：英格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页。），我们认为这种接触的经验也会带来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的形成。南京大学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工在其打工的城市，平均拥有老乡人数在30人左右，在农民工的内部交往中，几乎所有的进城农民工都和老乡频繁交往，与老乡很少交往的占20%，仅有0.4%的民工不与老乡交往。进城农民工是以何种方式结交新朋友的？工作交往的占76.20%，居住地交往的占18%，娱乐交往的占0.40%，其他的占5.40%。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结的，随着城市适应性的增强，业缘关系也成了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的纽带。另据济南调查，在回答“进城打工后最亲密的朋友是谁”时，55.7%的进城民工认为是“一同来打工的老乡”，21.8%的民工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民工朋友”，另有21.5%的人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城里人”。（注：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 总体而言，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社会交往的内倾性和表层性两个特点上。内倾性指他们交往的对象指向为同乡和从其它地区来的农村人。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如果出现问题，更多的是找同乡帮忙。交往的表层性是指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更多的只涉及业缘关系，而没有情感上的交流。除去业缘联系，他们之间缺乏深入交往的支持点，因此这种表层性的交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城市中的经历使农民工了解了城市运作的法则，懂得怎样与城市人交往，怎样适应身边的事物，通过不断的学习，在城市中立稳脚跟，融入城市社会。一般而言，来城市时间越长的农民工能结交更多的城市居民，对城市的评价越高。收入高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较高，年龄低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较高，与城里人联姻或希望联姻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也较高。
3.心理层面适应。“当社会个体或群体背景发生变化时，他们在原有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心理状态就变成为一种心理背景，而在新环境中出现的心理反应首先落在这个心理背景上。这时候，如果新环境中的心理反应同心理背景协调，就是这个社会个体或群体对新文化背景的适应。否则，心理活动不协调，就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注：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农民工的深层适应要求其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心理上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心理适应是进城农民工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在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之后，最基本的生存适应也随之完成。但是他们在观念、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不容易趋同、缩小。而只有农民工完成了心理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适应过程。这种心理的适应直接地反映在他们对城市的认识是否正确，与城市人的关系是否融洽等方面。
农民工进城后，必然对城市与城市人作出反应，但由于工作、生活、社会交往的局限与滞留时间的短暂，他们只能从自己有限的观察与接触中对社会环境作出反应、作出评价，而这种评价与反应是多样化的。在农民工对城市和城市人的看法上，有正面的评价，也有负面的抱怨。他们认为城市与农村的差异主要有：(1)生活节奏较快，时间观念强。农村的劳动与生活的节奏较慢，时间概念弹性很大。而在城市生活中，人们的工作节奏快，时间的精确性高，并且要严格遵守。农民工由没有时间制约的劳动变成了受时间严格控制的上下班制度，由自己决定每天做什么变成了服从安排，往往有不自由，受约束的感觉。(2)交往的形式上偏重于业缘关系，情感淡漠。在农村社区中，人际交往中带有很强的初级人际关系的感情色彩，以熟悉与信任为交往的基础。在城市居民中间，人们以业缘关系为主，交往的基础是合理的自我利益。进城的农民工往往不适应这种以功利性为主的人际关系，认为城里人太势利，不重人际感情。(3)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强。在农村社区中，社会结构简单、新事物不多，人们按照传统行为规则行事。而在城市中，面对错综复杂的人与事，面对不断产生的新事物，传统的知识与规则已经无法指导，需要人们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才能在新环境、新情况、新事物面前作出选择。农民工进城后，被迫学习种种城市社会的行为准则，学会各种抉择。应该说，进城农民的社会心理是建立在对自身的传统角色的认知和对当前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无奈认同基础上的。南京大学调查发现：农民工认为农民与居民的根本差别是户口的占53.9%，是社会关系的占16.9%，是稳定的工作的占11.2%，是房子的占11.2%，认为是其他因素的占6.7%。显然，户口仍然是进城农民工与城市产生心理认同的一条天然鸿沟。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8年暑假农民工调查中，对进城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定位一项显示（总体样本388个），有40%的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农村人”，有37%的人“说不上”自己的身份定位，另外有20%的人把自己划归为“半个城里人”，只有3%的进城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在调查中对“如果有可能，你将来想留在本地吗？”的回答是：想留下的占44%，说不上的占25%，不想留在城里的占31%。进城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将自己定位在农民这一身份上（回归型），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存在着复杂的边缘人心态（摇摆型），仍然对留在城市抱有希望，自我定位与理想存在着矛盾。明确将自己的身份定位在城市的比例十分小（滞留型）。滞留型从心理上认可自己是“城里人”，对城市和城市人都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并为自己的将来而作着各种准备，整个心境总体上来说是明朗积极的，因此是适应最好的一种类型。具有这种心态的人，主要是经济上能够站稳或年轻好学具有发展潜力的两部分人。这部分人为留城作积极的准备，在经济上、社会交往上、心理上全面适应城市。回归型，认为城市只是挣钱的地方，自己的归宿还是家乡，即使有可能，自己也不愿留在城市。对于回乡的打算和计划，一般都很明确，如再做几年或挣够多少钱就回去，对回去后的出路也有考虑或安排。尽管对城市和城市人的看法偏向负面评价，但因为已经有回归的思想准备，心理上反而比较容易稳定。摇摆型对去与留都没有明确的打算和安排，虽然说如果可能的话自己愿意留在城市，但又觉得这种可能实在太渺茫，自己归宿可能只是家乡。可是回到家乡又无事可做。因此他们常常会回到家乡住一段时间，呆不住了又出来打工，出来也往往干不长，只能在城市与家乡之间徘徊。从适应的角度来说，摇摆型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完成心理上的适应。他们觉得自己毕竟有了一段城市生活经历，已经不能算作“农村人”了，应该算“半个城里人”吧，可是又处处感觉城市与自己的距离，因此只能“说不上”。这种与城市、与家乡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觉，常常让他们迷惘怅然。文化冲突在这一部分“边际人”身上反映十分强烈。
适应中的障碍
在西方的移民理论中，主张同化模式的学者大多认为：跨境移民在接受国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移民进入接受国时，由于大多不懂或不能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因此只能先在边缘地区设法落脚立足，以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求生。由于存在与主流社会的隔阂，移民依靠群体内部的互助互帮克服困难，由此可以形成移民小社区。在定居、适应的过程中，少数成功者可以褪尽自己的“异性”而被主流社会接纳为“自己人”（注：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同化模式与我国的农民工进城的适应十分相似。同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可能完成。我国进城农民工的适应总体来说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短时间内，进城农民工很容易完成经济层面上的适应，然而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上的适应，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进城农民工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也感受到城市制度的排斥力量，这使进城农民工的适应存在文化边缘性的特征。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亚生态环境，大大地降低了他们对城市的适应与认同程度，也降低了城市化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他们的影响。农民工阶层在适应城市中的主要障碍因素有：
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户籍制核心一是属地管理，二是身份管理。中国社会改革
开放以来，尽管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地放宽，但对身份管理没有改变。农民有了进城就业的权利，但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根，由户籍制衍生的其它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种制度障碍传递到农民工身上，主要表现在角色转换与身份依旧的状况上。角色是指社会规定的用以表现社会地位的模式化行为。角色是身份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地位的外显形式。通常的情况下，角色转换与身份的转换具有一致性。当一个人获得了某种职业，他就具体地扮演这个社会角色，随之也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身份。但这一过程在农民工身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角色与身份相分离的情况。从角色看，农民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换，农民工劳动方式由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劳动地点由农村到城市，由野外到工厂，劳动性质由纯体力到体力与脑力结合。从角色上讲他们扮演的是工人。但问题在于转换角色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够做到，转变身份则需要制度与社会的认同。尽管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已经基本像市民一样的生活、工作，但就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未被户籍制度认可，仍然未被城市居民所认同，造成农民工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分离。农民工总是一群被贴上了农民身份标签的群体。同时，农民工外出打工无论多长久，土地仍然可以保留。土地保障既为农民工化解了他们外出时特别是失业时的风险，但也使他们无法割断与土地的“脐带”，土地牵制效应使农民工对城市没有产生根本性依赖的条件，对城市的归属心理始终无法产生。
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这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居民与农民两个不同的群体第一次在城市空间的大规模的直接互动，难免产生群体性磨擦。在城市体制没有根本改革的情况下，长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市民，天然的具有获得的社会资源与占据竞争方面的优势，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一等公民”心态实际上已内化为一种城市的市民性格，许多有偏见或歧视行为的市民，他们按照几十年来演化的“刻板印象”来判断事物，将农民工视作“外来人”，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享受城市的优越条件，在心理上将“他们群”视作异类，在认识上表现出偏见，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职业歧视、教育歧视、人格歧视这种不平等现实，使民工在心理上有受歧视感和地位低劣感，这从社会心理上形成了无形的屏障，阻止了农民工对城市与市民的认同、靠拢与适应。市民与农民工这两大群体生存在同一空间中，表面上是有所交往的，但在社会心理上，农民工存在着高度疏离感，成为游离于城市的、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同，归根结底不是农民工的素质问题，而是机会不同所致。
农民工在城市构成的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使进城的农民工能很快适应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沦为城市化失败者。另一方面，强化了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通常局限于同类之中，形成了“城市中的村庄”与“城市中的老乡”这一特殊的居住场合与社交圈，使农民工与市民减少了互动的广度，而经济社会地位、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农民工与市民缺少生活中的感情性互动，降低了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深度。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力弱与城市的排斥力量迫使他们固守在狭隘的交往圈，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使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中的村民”。而“村民”心态使农民工对城市无法产生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自卑的“陌生人”的感觉；而“过客”心态使农民工思想上对城市先进的新事物、新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不是主动地接受，而是被动地适应。
在城市中的生活经历正在稀释着农民工的传统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浓度，带来了农民工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是，农民工在总体上对城市的适应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仅仅是一种生存的适应，离城市同化还有漫长的距离。农民工适应城市的障碍主要不是来自农民工本身，而是来自城市的排斥力量，来自于制度与政策的因素。按照现在的城市管理政策与制度，农民工只能成为城市无归属的群体和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农民工阶层将无法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转化成为高素质的市民。农民工与城市始终是一种油与水的关系，我国的城市化将会受到阻碍。农民工如长期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的主流文化，他们将在心理上抵御城市社会化，将会产生与之对立的亚文化，形成鲜明的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与对立的集团意识，成为城市不稳定的矛盾源。农民工作为个人存在着重新回到农村，成为农民的可能性，但是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可能再回归农村、成为农民。恰恰相反，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将在城市长期生存下去并向市民阶层转变。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无法回避的、必须正视的重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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