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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家底有多厚

时间:2022-07-16 11:19:54 管理科学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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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的家底有多厚

  中国人最值钱的家当是怎么回事呢?中国人最值钱的家当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中国人最值钱的家当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吧。

  中国人的家底有多厚 篇1

  房子是中国人最值钱的家当

  此次调查的家庭财产主要包括,家庭金融资产、房产、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和家庭经营资产。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最值钱的家当由改革开放初的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转变为房产和金融资产。

  房产成为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中最值钱的家当。城市居民家庭现有房产价值(含装修)户均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将近家庭总资产的一半。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住房迅速转化为家庭财产,一部分人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了价值较高的原属于国家或集体的住房,在国家让利的前提下使个人在财产总量上增加了最有分量的一部分。截至6月底,中国城市居民户均家庭财产为22.83万元,大城市居民户均财产为27.74万元,将近小城市家庭财产的2倍。这主要是因为大小城市间房产价值的差异,大城市的房产要比小城市更有价值,使得大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价值远远高于小城市。

  金融资产成为仅次于房产的第二大家庭财产,户均为7.98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4.9%。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主要由人民币和外币两部分组成。城市家庭户均人民币资产为7.37万元人民币,占金融资产的92.4%,这其中储蓄存款又以绝对优势排在了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首位,户均5.12万元,占人民币金融资产的69.4%,其次是股票(A股)和国库券。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大约66.4%的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

  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已从十几年前的“十元级”、“百元级”、“千元级”上升到近几年的“万元级”、“十万元级”,消费品的档次越来越高,消费周期越来越短,折旧越来越快。耐用消费品(主要指非经营性家用汽车和购买原值500元以上,产品寿命一年半以上的消费品)在家庭财产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只占家庭财产的5%左右,户均拥有耐用消费品现值户均为1.15万元。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性质实现了重大跨越,由先前仅仅拥有生活资料转变为不仅拥有生活资料,而且还拥有生产资料。城市居民户均经营资产2.7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2.2%,10%的城市家庭投资于经营活动。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始积累,城市家庭的经营活动又形成一定规模,从事经营投资的家庭户均经营资产总值已达29.8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16.23万元,占54.4%。这类家庭的家庭财产结构与非经营家庭有着明显的差距。经营家庭除房产、金融资产及耐用消费品外,增加了经营资产,且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接近四成,而房产只排在了第三位。

  高学历的年轻家庭最富有

  调查显示,占调查比例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占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最富有呢?成为富有的家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年龄、学历、职业等等,调查显示,高学历的年轻家庭最富有。

  户主年龄在35-40岁之间的家庭财产最多,平均为28.20万元。家庭财产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减少。

  户主年龄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户主年龄   户均家庭财产

  (岁)     单位:万元

  35-40       28.20

  40-45       25.87

  45-50       26.83

  50-55       19.37

  55-60       22.94

  60-70       16.23

  70以上       15.65

  受教育程度和户主的职业对家庭财产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家庭财产就越多。户主文化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家庭其财产最多,户均为49.94万元;而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户均财产为14.39万元。

  教育程度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   户均家庭财产

  教育程度   单位:万元

  硕士及以上   49.94

  大学本科    37.29

  大学专科    30.43

  中专      21.21

  高中      18.17

  初中      15.28

  小学      14.39

  从职业来看,股份企业负责人的家庭财产最多,为158.09万元;其次为私营企业精英者,其家庭财产为156.15万元。

  户主的职业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家庭财产   占样本   与平均

  户主职业      总额     比重   水平比

  股份企业负责人  1580877     0.63    6.92

  私营企业经营者  1561506     1.20    6.84

  证券业务人员   652675     0.15    2.86

  文艺个体户    601640     0.05    2.64

  IT从业人员    569884     0.18    2.50

  个体经营者    513762     4.45    2.25

  银行业务人员   423887     0.93    1.86

  社会中介人员   369170     0.20    1.62

  教授       358609     0.20    1.57

  事业单位负责人  348618     1.10    1.53

  三资企业人员   343256     0.53    1.50

  国家机关负责人  329475     1.40    1.44

  国有企业负责人  325201     2.00    1.42

  娱乐服务人员   318720     0.10    1.40

  文艺创评人员   314633     0.08    1.38

  高级厨师     287645     0.23    1.26

  职业股民     261476     0.05    1.15

  工程技术人员   259167     4.20    1.14

  科学研究人员   237286     0.18    1.04

  演员       223645     0.03    0.98

  调查显示,有经营活动的家庭的财产明显高于无经营活动的家庭。有经营活动的家庭财产为64.87万元,无经营活动的家庭财产为17.67万元,前者是后者的3.7倍。

  家庭财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与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家庭财产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的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经营资产比重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房产比重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财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其财产总量为253.45万元,其中家庭金融资产为98.2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8.8%,高于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房产为44.80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7.7%,低于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家庭经营资产为62.8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24.8%,高于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现值为12.51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9%,高于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富人大富、穷人小富

  中国城市家庭获得收入的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已从单一公有经济中取得收入,改变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在非公有经济中就业,并从中取得收入,还有一部分人开始取得非劳动收入或财产收入。人们在各种经济中的就业结构及每个人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导致人们从每种收入来源得到的收入差距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从调查结果看,中国还没出现大规模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是呈现“富人大富、穷人小富”的良好态势。各个阶层的收入都在稳定增长,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都获得了较大辐度的提高。10%的最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长了2.9倍;而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长5.4倍。

  但各个阶层收入增长的速度有差距,这一差距还有加剧的可能。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高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而且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10%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10%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98年为3.1:1,到2000年则扩大为5:1。

  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呈现较大差距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居民收入或财富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对效率的极度渴求,使得收入或财富按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进行分配的比例越来越高,并极有可能带来“马太效应”;拥有较高技术或较多资金的群体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而拥有较低(或没有)技术或较少(或没有)资金的群体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少。

  学会理财是当务之急

  尽管生活越来越富裕,但中国人还不精通怎样更好地利用富余的钱,还不精于理财之道,89%的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性质尚停留在生活资料的层面。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对中国人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居民的消费缺乏开拓性,使消费水平不会过快增长。近些年来,居民消费逐年的增长幅度总是低于收入的增长幅度,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从居民消费的周期性考察,目前正处于下一个消费行为高涨期的准备期,即缓变期。这一时期居民消费表现为低潮,但却大量积累资金,使得目前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偏高。

  老百姓手里钱多了,却不积极消费,投资意识也较薄弱,“储蓄”就成最被推崇的投资方式。这一理财方式使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不尽合理,金融资产比重过高,家庭耐用消费品比重过低。

  造成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增加的潜在社会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和未来生活不确定经济因素的增加。原来由国家统包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逐渐改革为由国家与个人共同负担,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这就为居民家庭未来的经济生活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为了保证现在尚不确知的未来所必须的开支,居民只有现在就尽量多储蓄资金。今天的钱明天花,形成预期消费扩张。这也使储蓄的性质由以前的“节俭型”转变为现在的“储蓄型”。由此,居民金融资产近年来快速增长,且受传统观念影响与风险性考虑,大多选择了银行储蓄。这就造成银行存款大幅上升。

  城市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是子女教育(36.5%)、养老(31.5%)和防病(10.1%)。把子女教育摆在储蓄目的首位的家庭最多,反映了中国人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随着中国日益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未来的养老问题表示担忧。医疗制度改革后,由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明显提高,城市居民用于治疗和药品方面的支出大幅度增长,把防病作为首要储蓄目的的城市家庭逐渐增多。

  在从事经营活动的家庭中,从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来看,未来几年不考虑对其进行变动的家庭占78.0%,准备继续追加投资的仅占19.9%,而打算减少资金占用的有2.1%。从流动资金投资计划来看,暂时不打算作出调整的家庭占81.9%,准备继续注入的占16.0%,而考虑将现有流动资金抽走的占2.1%。

  中国人的家底有多厚 篇2

  全国工商联日前公布了国内第一份系统、全面的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引起了众多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民营经济的家底已经相当殷实了。

  已成许多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

  全国工商联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私营企业数超过20万户的已有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山东6个省市,其私营企业数占到全国总数量的近6成。全国工商联有关人士介绍说,从全国来看,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率就越快,私营企业数量多的6个省市,同时也是国内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上缴的`税收占县级财政的比重一般为50%左右。而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入库税收超过了6成,成为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投资创8年来最高水平

  来自全国工商联的最新统计,今年1至9月,全国民营经济中的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达到9577亿元,同比增长30.3%,增速为多年来所未见。同时,民营企业为主的民间投资的方向呈现出"多元化,结构日趋合理"的特点。国内民营经济开始涉及重工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金融服务业、教育文化产业、新闻出版业,以及高速公路、市政工程等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并且创造了"组团投资"等新形式。引人注目的是,现代物流业已经成为国内民营企业进军第三产业的新亮点。

  数量扩张 质量飞跃

  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截至去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户数12年里增长了24倍,同期个体工商户增长了79%;民营经济注册资金增长了58倍,达到2.8万亿元。民营企业在总量快速发展的同时,个体质量方面也有显著提升。根据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会员企业分析报告,企业年营业收入1.2亿元以上的有1582家,其中最多的已达355亿元;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7%,远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宣布报告时指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增长极。2002年,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到48.5%;全年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中,据估算有四分之一是个体私营经济提供的。而在全社会七亿三千多万人的就业中,民营经济更是占到90.3%。

  中国人的家底有多厚 篇3

  我国地方债风总体可控,但不能掉以轻心,偿债能力下降、融资渠道收紧、不透明等因素正威胁地方债安全,亟须建立切实可行的地方债管理制度,实现真正的“阳光融资”,防止隐性债务的风险

  风险总体可控

  债务规模占GDP比重仍在安全线以下,不必“谈债色变”

  “衡量债务风险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没有哪个单一标准是十分有效的,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是比照欧盟签订《欧洲联盟条约》时划出的警戒线,即债务规模不超过GDP的60%。”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介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盟这一警戒线已经失守,法国德国也没能固守住60%,意大利多年负债率在100%左右,出问题的希腊在125%以上。

  2012年,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余额约为8.2万亿元,假定地方债务余额以20万亿元计,总体债务在28万亿元左右。以2012年52万亿元的GDP规模计算,债务占比为54%。如果按照动态的2013年GDP增长7.5%后56万亿元的规模计算,债务占比则是50%。因此,即使取目前媒体上关于地方债估算规模的最大值计算,我国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在安全线下,总体上风险是可控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各国情况各不相同,60%并不是一条“标准线”,超过60%也并不意味着债务危机就会必然爆发。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9月的统计数字,美国债务总额已经达到其GDP的73%,而这已经是削减债务后的结果,高峰时期一度超过100%。日本财务省今年上半年披露的数据显示,按债务占GDP的比重看,日本已经达到247%,居世界首位。但日本和美国主权信用状况依然良好,尚没有发生政府债务危机的迹象。

  “有债务不一定就意味着风险,低债务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绝对安全,政府借钱总体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通行情况,关键在于防范风险的制度建设要跟上。”贾康指出,欧债危机的发生让很多人“谈债色变”,但事实上,政府性债务相对于一般的企业债、金融债等还是要更安稳一些。

  政府“家底”较厚

  地方政府、银行、中央政府三道防线,可控制局部性偿债风险的蔓延

  也许还有人会问,虽然地方债总体风险可控,但是否有可能爆发局部的债务危机呢?

  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各地财政状况不同,确实有一些地方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

  财政部湖北专员办日前对武汉市地方债情况的调研显示,2011年末,武汉市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994.47亿元,相比较武汉本级政府综合财力1058.22亿元,债务率达185.64%,每天需要还债1亿元。根据审计署今年6月发布的审计结果,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者达188.95%。

  然而,对局部性债务问题,不能仅看一两项指标,还要仔细掂量一下政府的“家底”有多厚。

  众所周知,税收收入并非我国地方政府的唯一财政收入来源,至少有两种收入至关重要:地方国有企业的收益和分红,以及从土地出让中获取的收益。

  以武汉市为例,事业单位和经营性单位,如燃气、自来水、公路收费、政府招待所等,构成地方政府收入的持续稳定来源。通过发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不断加大投入,也带来了土地收入方面的“投资回报”。数据显示,2008年—2011年间,武汉本级政府综合财力年均增长速度为42.69%,高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年均24.29%的增速18个百分点。

  放眼全国,根据东方证券对地方债问题的`研究数据,2012年,地方政府资产规模为31.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拥有的非金融国有资产13.3万亿元、非经营性资产11.4万亿元、土地储备6万亿元、地方财政存款1万亿元。单纯从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来看,31.7万亿元的资产对比20万亿元的债务规模也是相对安全的。

  而中央政府的情况更为乐观,2012年,中央政府资产规模为27.2万亿元,2008年以来,资产扩张速度高于负债膨胀速度年均4—5个百分点,2012年净资产达到16.1万亿元。

  “我们的国家不是联邦制的,关键时刻,中央政府对消解地方局部风险不会置之不理。”贾康分析,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即某个地方出现了局部性偿债危机,至少有几道防线可以阻挡这种结果蔓延:

  首先是地方政府维护当地金融与社会稳定的愿望和能力。事实上,地方官员偿债维护金融稳定和借债发展经济的动力一样强烈,因为任何债务危机的发生都会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和政绩,一旦出现风险,地方政府会努力腾挪资金,即使“拆东墙补西墙”和变现一些资产,也会想办法解决。

  其次是银行的不良贷款消化能力和风险准备金。目前各地的政府性债务中,银行贷款是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各商业银行都有较完善的金融监管和拨备制度,特别是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消化不良贷款能力较强,通过全国性的风险准备金调配,足以应对某个地方的暂时性债务危机。

  最后是中央政府强大的调控能力。即使中央政府不直接出手替地方还贷,还可以采取债务重组、债务延期、投入支持资金、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等应急手段帮助地方政府与相关银行,这些手段在以前处置重大金融事件过程中有使用的先例。

  不可掉以轻心

  偿债能力下降、融资渠道收紧、不透明威胁地方债安全,亟须建立切实可行的地方债管理制度

  尽管风险总体可控,但决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认为,很多地方政府的偿债资金主要通过基金收益、土地收益等预算外收益偿付,房地产价格能否持续上涨需要打个问号。一旦房地产价格下行,就将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偿债能力会大大下降。

  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的持续收紧,也将影响地方政府持续借债和借新债还旧债的能力。“目前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大,新增融资需求又很多,地方融资平台渠道被收紧后,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寻找其他融资渠道,这就有可能滋生其他风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

  专家普遍认为,防止隐性债务的风险,亟须建立切实可行的地方债管理制度,实现真正的“阳光融资”。

  “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关键在标本兼治中把握‘治本为上’的制度建设,让地方政府所有的债务都放在阳光下,改变地方政府隐性举债的行为。”贾康认为,当前地方债务最大的风险在于不透明,只要能够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建立起严格的债务审查、债务风险防控机制,不让地方政府债务出现无序蔓延和暗中积累,整体风险就不会太大。

  目前,审计署已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考虑开展地方公债制度建设,并对相关法规进行修改,以后还可以考虑由地方根据项目情况发行与之对应的市政债。

  “其实,市场经济本身也给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了很多融资手段,只要政府敢于放手让各种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完全可以为公共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融资渠道。”赵锡军指出,国家一直强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公共建设领域,如目前运作比较成熟的企业建设经营、收回成本和收益后再转给政府的BOT、BT模式,还有采取公共私营合作的PPP模式,都是比较好的融资方式。

  从长期看,解决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过快的根本还在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建立起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财政分配体制基础上,建立严格的地方财政预算监管体制。

  “当前,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解决1994年分税制改革遗留的后续深化改革问题。”贾康认为,在实施了“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的基础上,应该逐步推进完善资源税、财产税等地方税种,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在深化改革中贯彻落实,加上完善的转移支付机制,可以缓解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和隐性负债等方面的问题,寻求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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