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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国企职工社会心理承受力探析

时间:2006-11-26栏目:管理科学论文

  国有企业的职工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后,其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改革使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业者率先受益,一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状况也得到改变。而国有企业的职工经济收入提高的幅度相对小于其他几个阶层。第二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它一方面包括整个分配体制由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逐步向市场决定初次分配、政府和社会进行再分配的方向转化,另一方面则是分配方式和个人收入来源的逐步多元化。随着市场与资源配置作用和能力的进一步加强,其对收入分配结果的影响越来越大,效率、效益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也更为直接和明显。以市场效益和岗位贡献为依据的新工资制度的实施,一方面使不同企业间,因效益不同,职工收入水平也不同;另一方面,在同一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因岗位、技能和贡献的不同,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第三是社会流动的冲击。国企职工的流动率较前已大大提高,很多职工从国有、集体企业向“三资”、民营企业流动,从工厂向服务性行业流动。
    国企职工心理承受力的社会表征
  20多年的改革历程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但其坚韧性还有所欠缺,适应性还不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心理失衡导致对改革产生消极情绪。广大职工主观上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同实际状况有着相当大的偏差。特别是当职工们习惯于在收入方面同高收入者攀比时,往往更觉得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微乎其微。联系到物价上涨因素,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在下降。为数不少的职工则认为改革以来其个人经济地位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比偏低,而且这一比例连年下降,与周围的其他阶层的人相比,其经济地位实在偏低。以上主观感受,加剧了国企职工的心理失衡。随着社会资源的日益丰富,获取资源的途径的多样化,以及个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异向变化在今天已相当显著。原先享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工人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原有的政治上的荣誉感与优越感逐渐失落,他们更多的倾向于将自己的社会资源的所失同其他阶层的所得相比,因此这个阶层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改革的最大承受者。这种心理失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排解和疏导,极易产生对自身以及改革前景的迷惘意识,甚至对改革进程产生怀疑、消极情绪。
  第二是浮躁心态导致无法及时把握改革机遇。国企职工原有的优势心理受到了诸如个体户、民营企业家、中外合资企业职工等阶层的重创,许多职工对自身在新的社会格局的位置似乎越来越难以理性化的确认,自己把持不住自己,唯恐自己的游移不定,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再次丧失千载难逢的机遇,一看到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机遇就想跃跃欲试,但一想到其意味着风险时,又犹豫不决,裹足不前,唯恐自己一次错误的选择,造成终身遗憾,追悔莫及,常有一种浮躁、焦虑感不断地煎熬着他们。
  第三是不公平的心态致使对新分配制度产生认知误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企业中多数职工的公平观也开始由过去生存保障公平向现在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但也有部分职工仍停留在传统的公平观上,认为职工作为国有企业的主人,不论职位大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地位是平等的,在现代大生产分工协作条件下,既然企业生产经营好坏、效益高低是所有职工联合劳动的结果,那么分配也应该平均分享,工资、奖金、津贴、福利等平均发放,而对改革后企业分配中引入市场机制,工资奖金、甚至住房都与个人劳动绩效与企业效益挂钩进行分配及其差距的拉开,表现出不接受,折射出职工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特别是伴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那些从生产岗位上下岗的富余人员及失业者的工资及其他收入骤然减少,更强化了其待遇不公平、地位不平等的感觉。
    国企职工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社会心理反应
  就目前来看,我国广大国企职工对改革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社会风气滑坡、社会治安不稳定等社会不良现象存在着较大的不满,其中尤对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强烈不满。
  对腐败的极大不满。腐败已成为当今广大职工十分痛恨的现象,许多职工认为就是由于管理者搞特殊化、大吃大喝对企业经济利益的侵占搞垮了企业。根据江苏省2001年9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腐败问题在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中排第三位,52%人认为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的,但有85%人认为腐败程度依然严重(注:宋林飞主编《蓝皮书2002:江苏经济社会形势与预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1页。)。的确,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领域、层次、类型已渗透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严重性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候。在转型时期中国的腐败又有了新的特点:一是腐败现象有了公开化倾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似乎是司空见惯,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已成为半公开的,彼此都在心照不宣中进行。二是腐败现象已深入各行各业,有行业化倾向。一些行业在某些所谓制度或规定下,乱收费乱摊派,建一个项目可有多少回扣等等。三是腐败现象的发展已经使包括职工在内的不少公民自觉不自觉尝试腐败带来的“实惠”。一些职工利用工作职业之便,贪占企业公共财物干私活等等。四是一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腐败行为。为政不廉的有权者为谋私利,制定所谓改革政策,为腐败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结果肥了个人和“小集团”,却坑了国家和集体。
  对贫富两极分化与分配不公不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拉大,形成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极分化是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是否有压力的标志。改革本身是一个利益格局的整合过程,是要使参加改革的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获益。由于国有企业的沉重历史包袱,由此而产生了巨额社会成本直接冲抵了利润,因而企业所具有的初次分配能力受到极大的削弱,职工的收入也随之与其他经济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拉开距离且出现继续扩大的趋势。从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以3.10%的增长速度扩大。在下岗职工中,低收入家庭占据半数以上,人均月收入为300元以下的,占54.3%。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在2000年7月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拉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占19.7%(注:陆建华《社会发展进程步入全新的开放阶段》,杨家勇等《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及发展趋势》,载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151页。)。这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人们开始对合理的收入差距有所认识,但对于那种因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手段而造成的人为收入差距依然不满。
  当今一些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已完成“原始积累”过程,进入了资产增殖快、积累率高的快速发展阶段,个体私营及承包租赁者年收入比国有企业职工高出几倍甚至数十倍。随着国有企业实行多年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措施,职工收入不仅大大降低,甚至出现了新的贫困阶层。大多数下岗职工主要靠借债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维持生活,还有的人是靠原有积蓄。以苏州市为例,2001年上半年全市困难户的数

量比1999年增加了18%,低于生活保障线(每月200元)的家庭数比1999年增加了202%(注:宋林飞主编《蓝皮书2002:江苏经济社会形势与预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421页。),而相对当前的物价水平而言,多数下岗职工生活拮据,处于困境之中。他们大部分收入用于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食品支出上,倘若有什么意外事情发生,则经济上将不堪负担。如在江苏省徐州市的调查中发现,因病致贫的有354户,占国企职工总数的48%(注:宋林飞主编《蓝皮书2002:江苏经济社会形势与预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页。)。由于生活陷入贫困,一些下岗职工的精神状态低落,就连家庭关系的和睦水平也有所下降。为防止两极过度分化,必须进一步强化税收、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调节手段;健全法制,保护合法收入、限制高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最低生活保障线;严厉打击滥用职权的腐败现象,真正使广大职工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带动下走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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