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
培训；48%的学校没有健康教育课程；48%的村没有健康教育经费（参见：www.900mfhp.org）。）。
三、影响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因素
健康教育与儿童免疫和产妇住院分娩这一类医疗型预防措施不同，它的作用在于通过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影响乃至改变个人行为，减少健康风险因素，因此，属于非医疗型预防项目(Phelps,1978)。健康教育的这种特性，使它能够在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肝炎、性病、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此外，由于这些疾病给患者家庭和整个社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极为沉重，故而健康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降低家庭风险，而且还能防范公共风险，这就赋予它以低成本高效益的特点。
健康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注意到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并对此做出诸多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Fuchs,2000;Grossman,1999)。在中国农村多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文盲比例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如果预期或等待人们去主动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因此，以健康教育的形式把疾病预防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农民家庭特别是贫困人口，可以说是当前公共卫生管理措施中的一项最佳选择。
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统计分析手段，专门探寻那些显著影响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因素。表3的Logistic模型就是统计分析的一个结果。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样本户户主对于“是否从卫生工作人员那里获得健康知识”这一问题回答构成的。这其中隐含的一个假设是户主会把获得的健康信息传播给全家。支持这个假设的事实，是包括卫生部门在内的政府系统发布重大信息，一般是借助于行政村或村民小组会议的形式传达到农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会议都由户主代表各户参加。此外，如果农户成员患病，有关就诊方面的决策往往也是由户主做出的。
表3 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估算(Logistic Model)
附图
注：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获得卫生工作人员宣讲健康知识的服务（是＝1，否＝0）。
*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分为县乡政府的行为、村委会的影响、农户收入、户主特征及行政村和农户区位这样几种类型。Logistic回归的结果看起来有些出人意料。我们的假定是政府预防支出和村委会给予卫生员的补贴越多、乡卫生院组织预防活动的次数越频繁，农民从卫生人员那里获得健康知识的可能性越大。计算结果显示，对这几个解释变量系数的统计检验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是，除了乡健康教育支出与农户获得健康知识的可能性有正相关关系，其他几个机构变量的影响都是负的。隐藏在这种结果背后的原因首先在于乡村基层预防工作的重点依然是防范传染性疾病，而不是开展健康教育，二者在实际的预防活动中不仅很少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反而在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中处于竞争状态。其次，根据我们的案例调查，县乡财政预防支出主要保证预防人员工资的发放，预防活动经费微乎其微（注：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指出，1994年政府对农村卫生防疫站的资金投入占防疫站收入的份额为40.2%，1997年这个比率下降到34.8%（卫生部，1999:192）。）。大多数地方的防疫站和村卫生员对预防服务（如儿童免疫和孕产妇体检）收费，但对健康教育却难以收费，因此，缺少传播健康知识和信息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村补贴的卫生员并不必然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我们在案例调研中还注意到，基层卫生人员除了在医疗机构张贴宣传画、出售健康教育小册子外，极少主动地向农民讲解健康知识。因此，看到这些宣传品并向卫生人员咨询的群体往往是患者或陪同家人看病的人。这就不难理解，老人和育有10岁左右儿童的年轻人相对于其他年龄组、女户主相对于男户主、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相对于文盲，更容易接触健康知识。只不过在我们的模型中，这些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不同收入组的农户在获得健康教育服务方面的差别是显著的。这一结果反映出如下事实：一是非贫困户对医疗服务的利用比贫困户要多一些，因而可能会更多地从医生那里获得健康知识。二是非贫困户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一般高于贫困户。村庄区位的影响，可以作为对这些情况的一个补充，即村庄距县医院越远，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越小。
农户收入变量的影响曾使我们以为，在收入越高的地区，农户获得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越大。然而Logistic分析表明，相对于甘肃省，广东、河北和四川省的农户获得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较小。这种现象的背景在于近20年来扶贫项目从经济部门扩展到社会服务领域，一些贫困地区很可能由于来自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卫生干预行动而在健康教育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卫生援助项目，几乎都包含了改善信息管理和强化疾病预防的内容。这些项目一般由国际组织和上级政府联合资助。1999年，甘肃省1/2以上的样本县都获得了上级政府的卫生项目拨款。其中，获得拨款数额最高的是徽县，达到2816万元。这个县的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也明显高于其他样本县，例如，该县样本中有96.8%的农户曾经获得健康教育。这个结果也许恰恰支持了Dreze和Sen的看法，即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在低收入地区，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支持，完全可能实现较为广泛的服务可及性(Dreze and Sen,1989)。
四、结论
从以上描述统计和分析统计结果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结论：(1)在农村预防服务中，儿童免疫项目取得了高覆盖率的成就，但健康教育依然是薄弱环节。这表明，农村基层预防服务尚未适应当前流行病模式的转变。(2)个人变量对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相比获得健康教育服务的可能性较小。在享受其他公共卫生服务方面，贫困户的覆盖率也低于非贫困户。这些都显示出贫困人口属于健康风险较高的群体，或者说属于脆弱群体。(3)在个别低收入地区，由于上级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和卫生干预行动，实现了较为广泛的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4)县乡政府的预防支出、村委会提供的补贴和乡卫生院组织的预防活动，对卫生人员开展健康教育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因此，改善健康教育现状的起点，是变革对基层卫生人员的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国家卫生服务研究——1998年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199
2.卫生部(2001a)：《中国农村主要卫生问题及相关背景》(www.900mfhp.org)。
3.卫生部(2001b)：《卫生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www.moh.gov.cn)。
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8页。
5.Stiglitz,J.E.：《政府经济学》，曾强、何志雄等译，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114～115页。
6.Fuchs,Victor R.：《谁将生存？健康，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罗汉、焦艳、朱雪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86页、第94～95页、214页。
7.Dreze and Sen(1989),Hunger And Public Action,pp.206～210,Clarendon Press,Oxford.
8.Grossman,M.(1999),The Human&n
三、影响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因素
健康教育与儿童免疫和产妇住院分娩这一类医疗型预防措施不同，它的作用在于通过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影响乃至改变个人行为，减少健康风险因素，因此，属于非医疗型预防项目(Phelps,1978)。健康教育的这种特性，使它能够在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肝炎、性病、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此外，由于这些疾病给患者家庭和整个社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极为沉重，故而健康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降低家庭风险，而且还能防范公共风险，这就赋予它以低成本高效益的特点。
健康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注意到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并对此做出诸多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Fuchs,2000;Grossman,1999)。在中国农村多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文盲比例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如果预期或等待人们去主动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因此，以健康教育的形式把疾病预防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农民家庭特别是贫困人口，可以说是当前公共卫生管理措施中的一项最佳选择。
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统计分析手段，专门探寻那些显著影响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因素。表3的Logistic模型就是统计分析的一个结果。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样本户户主对于“是否从卫生工作人员那里获得健康知识”这一问题回答构成的。这其中隐含的一个假设是户主会把获得的健康信息传播给全家。支持这个假设的事实，是包括卫生部门在内的政府系统发布重大信息，一般是借助于行政村或村民小组会议的形式传达到农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会议都由户主代表各户参加。此外，如果农户成员患病，有关就诊方面的决策往往也是由户主做出的。
表3 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估算(Logistic Model)
附图
注：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获得卫生工作人员宣讲健康知识的服务（是＝1，否＝0）。
*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分为县乡政府的行为、村委会的影响、农户收入、户主特征及行政村和农户区位这样几种类型。Logistic回归的结果看起来有些出人意料。我们的假定是政府预防支出和村委会给予卫生员的补贴越多、乡卫生院组织预防活动的次数越频繁，农民从卫生人员那里获得健康知识的可能性越大。计算结果显示，对这几个解释变量系数的统计检验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是，除了乡健康教育支出与农户获得健康知识的可能性有正相关关系，其他几个机构变量的影响都是负的。隐藏在这种结果背后的原因首先在于乡村基层预防工作的重点依然是防范传染性疾病，而不是开展健康教育，二者在实际的预防活动中不仅很少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反而在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中处于竞争状态。其次，根据我们的案例调查，县乡财政预防支出主要保证预防人员工资的发放，预防活动经费微乎其微（注：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指出，1994年政府对农村卫生防疫站的资金投入占防疫站收入的份额为40.2%，1997年这个比率下降到34.8%（卫生部，1999:192）。）。大多数地方的防疫站和村卫生员对预防服务（如儿童免疫和孕产妇体检）收费，但对健康教育却难以收费，因此，缺少传播健康知识和信息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村补贴的卫生员并不必然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我们在案例调研中还注意到，基层卫生人员除了在医疗机构张贴宣传画、出售健康教育小册子外，极少主动地向农民讲解健康知识。因此，看到这些宣传品并向卫生人员咨询的群体往往是患者或陪同家人看病的人。这就不难理解，老人和育有10岁左右儿童的年轻人相对于其他年龄组、女户主相对于男户主、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相对于文盲，更容易接触健康知识。只不过在我们的模型中，这些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不同收入组的农户在获得健康教育服务方面的差别是显著的。这一结果反映出如下事实：一是非贫困户对医疗服务的利用比贫困户要多一些，因而可能会更多地从医生那里获得健康知识。二是非贫困户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一般高于贫困户。村庄区位的影响，可以作为对这些情况的一个补充，即村庄距县医院越远，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越小。
农户收入变量的影响曾使我们以为，在收入越高的地区，农户获得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越大。然而Logistic分析表明，相对于甘肃省，广东、河北和四川省的农户获得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较小。这种现象的背景在于近20年来扶贫项目从经济部门扩展到社会服务领域，一些贫困地区很可能由于来自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卫生干预行动而在健康教育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卫生援助项目，几乎都包含了改善信息管理和强化疾病预防的内容。这些项目一般由国际组织和上级政府联合资助。1999年，甘肃省1/2以上的样本县都获得了上级政府的卫生项目拨款。其中，获得拨款数额最高的是徽县，达到2816万元。这个县的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也明显高于其他样本县，例如，该县样本中有96.8%的农户曾经获得健康教育。这个结果也许恰恰支持了Dreze和Sen的看法，即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在低收入地区，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支持，完全可能实现较为广泛的服务可及性(Dreze and Sen,1989)。
四、结论
从以上描述统计和分析统计结果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结论：(1)在农村预防服务中，儿童免疫项目取得了高覆盖率的成就，但健康教育依然是薄弱环节。这表明，农村基层预防服务尚未适应当前流行病模式的转变。(2)个人变量对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相比获得健康教育服务的可能性较小。在享受其他公共卫生服务方面，贫困户的覆盖率也低于非贫困户。这些都显示出贫困人口属于健康风险较高的群体，或者说属于脆弱群体。(3)在个别低收入地区，由于上级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和卫生干预行动，实现了较为广泛的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4)县乡政府的预防支出、村委会提供的补贴和乡卫生院组织的预防活动，对卫生人员开展健康教育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因此，改善健康教育现状的起点，是变革对基层卫生人员的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国家卫生服务研究——1998年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199
9年，第181～192页。
2.卫生部(2001a)：《中国农村主要卫生问题及相关背景》(www.900mfhp.org)。
3.卫生部(2001b)：《卫生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www.moh.gov.cn)。
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8页。
5.Stiglitz,J.E.：《政府经济学》，曾强、何志雄等译，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114～115页。
6.Fuchs,Victor R.：《谁将生存？健康，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罗汉、焦艳、朱雪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86页、第94～95页、214页。
7.Dreze and Sen(1989),Hunger And Public Action,pp.206～210,Clarendon Press,Oxford.
8.Grossman,M.(1999),The Hu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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