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百分点。仍以常州市为例，尽管该市已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市GDP已达56.7％，但城市化水平仅为56％（其中农村集镇居民还占15％），这显然是严重滞后的。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南地区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与此相对应，城市化主要是就地发展小城镇，而不是将大量农民转移至大中城市。“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导致城市化嬗变为城镇化，专家也称之为分散型工业化与分散型城市化并存的“逆城市化”。不可否认，城镇化在过去农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也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但过分偏重于小城镇发展，其负面效应是：城镇分散达不到规模经济，形成不了基础服务设施的合理规模和完备的城市功能，容纳不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导致投资分散、资源浪费和污染严重；造成了城乡发展不协调和结构失衡，现代化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发育迟缓，始终不能发挥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带动作用。
　　判断农村形势，还必须进行辩证的分析和理性的前瞻。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宏观向好，前景广阔。在全国率先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作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以后，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会比较早和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来，这当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在客观事物螺旋式发展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高层次回归。随着阶段性矛盾逐步化解，发展曲线最终会回到上升轨道。必须清醒地看到，解决“三农”问题，无论是过去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突出的是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即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城乡分割的矛盾。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蕴含着统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城乡生产力布局、城乡建设、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险等一系列非常宽泛而丰富的内容，实现“统筹发展”抓住了突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业化与城市化成为主体经济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载体之后，现有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必然会发生重大调整，农民就业结构转型、身份转换和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动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农退”问题必然会突出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农退”对于农民和农业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遵循着怎样的客观规律？怎样“有序而退”、“以退为进”？等等，这都是需要我们从现在起深刻思考和回答的现实问题。
　　　　二、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的实践经验，找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把“农退”作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开端
　　新时期“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成为突破“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基本规律决定的。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或任何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一个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进程。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世上的万事万物无不普遍联系，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诸多问题同样如此。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其背景必然是产业成长带动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从传统的农业领域中退出和重新整合，客观上决定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成为顺利解决“三农”问题的“牛鼻子”。从发达国家发展的轨迹分析，工业化与城市化在解决“三农”问题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首先，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先导力量，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先导力量。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至20世纪初叶，欧洲和北美各主要国家相继发生了产业革命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占GDP的比重于1870年前后率先突破50％，其后美国于20世纪初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先行优势，直接促成了其国力的迅速强盛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兴起的效果是一场意义深刻的革命，但对工业化兴起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传统的解释将其归结为：一是农业革命先于工业革命，二是技术革命促进了工业革命，三是制度革命维护了工业革命。但无论工业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人们对其本质的看法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工业化应当是工业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以及在工业文明带动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资源配置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发达国家的实践同时证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应首先实现工业化，才能从不发达过渡到发达。这是因为工业的生产率高，尤其是边际生产率高，而农业生产率尤其是边际生产率相对较低，优先发展工业可以提高全社会边际生产率，从而不断增加经济总量，进而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值得重视的是，虽然在工业化后期农业已难以起到带动全局发展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推动了农业的进步和现代化。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由资源依附型转化为智能依附型的高效率、高附加值、高效益的现代产业，其转变的道路基本上有两条，一是资本集约（或曰技术集约），二是劳动集约。一般来说，实现工业化较早，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又相对缺乏的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往往从生产工具和技术改革上入手，走资本集约或技术集约道路。如美国。人多地少的国家利用劳动力方面找出路，侧重于采用生物技术，精耕细作，进行集约经营，以提高单产。如荷兰。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论发达国家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农业现代化，都是与工业化后期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分不开的，这主要体现在工业化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例如欧盟和美国对农业的补贴每年都在500亿美元上下。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工业化中后期以前，大规模的重工产业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因此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还没有力量从资金和物质上对农业提供支持，只有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之后，才形成了大举援助农业的能力，加上此时城市化的发展使农村人口比重更低，所以工业化后期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实质上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支持与保护，有利于工业反哺农业能力的提高和相关保护政策的实施。
　　其次，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日益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也日益成为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的中心。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的是城市化，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城市化将走上前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超越原有地域界限，将其周边地区纳入了城市化轨道。美国将这一扩大了的区域定义为大都市区。1940年至今，美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优先发展，大都市区数量由58个增加到331个，人口近2.2亿，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由11个增加到60个，人口由3490万增加到1.4亿，超过了

美国总人口的50％。当今时代，城市之所以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城市化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城市规模扩张和功能提升引发了产业集聚效应，只有集中于城市的生产要素，才能最有效地接受市场的配置；城市集中的各种生产要素越多，集聚体内的企业就可以越方便地获取资金、原料、商务服务和人力资本，节约交易费用，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大工业发展的外部规模经济，二是城市化提高了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城市是市场的载体，从本质上讲，城市的核心是“市”，至于“城”已基本失去了意义。“市”是吸引非农产业集中的初始动因，也是后来服务业快速成长的根本原因，三是城市化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所以发达国家工业化所引发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韩国从60年代到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同期的农业劳动力比重由60％降至20％以下。日本战后城市工商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农户数量急剧减少，其中1960年农户为606万户，1973年降至495万户，1990年又降至383万户，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数十倍，成为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因如此，经济学家研究世界城市化发展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是一件事情引起另一件事情的机制，城市化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它的直接产品，甚至也不是它带来的直接利益，而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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