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是捐资50万马克建立“帝国物理技术研究院”[5]，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豪华的研究机构之一；他知人善任，推荐亥姆霍兹主持研究院，亥姆霍兹后来成为德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世界电磁学的权威。
　　西门子集科学家、商人、工业家、组织者、策划者、管理者和未来世界的设计者于一身，显然，这种角色是前所未有的。就其才能的复合度之高而言，很难给他一个名目。我们姑且名之为决策型科学家。可以说，新的时代或许仍然需要伽利略和牛顿，但是却不能没有西门子。这种新型人物与新型活动伴随产生，即科学、工业和垄断资本融于一体的大型活动。这种新型活动使科学的性质开始明显改变。
　　首先，新型活动的目的不再是科学家个人的目的，也不再是精神上的认识目的，而成为产业的某种要求。其次，活动目的的变化使活动的主客体关系变得复杂了，不再是科学家与研究对象的简单关系。科学家显然不可能承担那个目的，是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充当了首要的主体，科学家受雇于此主体而在某项具体的研究环节中成为第二主体。雇佣科学家是这个时代的新现象。只有在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推广的前提下，技术才有可能成为新的生产率增长点，而科学的合作才成为需要。1900年，六家最大的德国化学公司雇佣的科学家达到650多名[6]。这时科学家才成了一种职业，科学才变得功利起来。
　　这种作为职业的科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宇宙蓝图负责，于是科学知识的状况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知识的生长不再按它原来所从属的理论结构来进行，而是按产业结构进行，这里需要一项高分子合成的研究、那里需要一项晶格衍射的研究，等等。也就是说，知识的生产附着于物质生产，知识的结构被镶嵌到产业结构中去了。
　　　　3　二战期间军事科研的作用
　　如果说在19世纪末这种新型活动才开始形成，经典型的科学活动还大量存在的话，那么二战以后，变化就大大加剧了。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他们一度以为是通向真理的天梯的科学，其实在工业和战争中才真正大显身手，才成了显赫的人类文明成果。他们说：“科学和随之而来的发明长期以来既改变了工业又改变了战争。”[7]二战期间，科学被广泛用于军事。原子弹工程、微波雷达、声纳反潜技术、图林计算机破译密码、军事设备所需的各种性能材料和功能材料……这些巨无霸式的科学活动使科学的性质发生了如下变化：
　　科学活动的目的从产业目的升级为整个国家的军事实力的目的，科学事业随之升级为国家事业。在曼哈顿工程中，资金投入数百亿美元，人力投入十几万人次，这种可以称之为国家科技的活动与爱因斯坦在香烟壳背面写下宇宙结构的活动显然是两码事了。
　　前面所说的“双重主体”问题，政府成了第一主体。而科学家工作在一个小环节中，他和那个与他的工作真正相关的大目标几乎没有关系，他的认识理想、他的美学、他的信仰等等不再是他的工作的有机部分了。科学在此真正地成了一种劳动组织形式。
　　知识状况的改变也加剧了。知识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在所有显示出实用性之处无组织地膨胀起来。这种所谓的知识爆炸完全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那种知识的积累，经典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不仅不膨胀，而且是收缩的。从吉尔伯特到库仑再到后来的一大堆电磁学知识，最后收缩为麦克斯韦的四个方程，这是由经典科学的性质决定的。产业化的知识则不同，为了搞雷达就得研究微波电磁场和微波能级结构，加上爱因斯坦的受激辐射理论又导致了微波受激放大器，推广到可见光又导致了激光器，激光器的诞生又引起了激光光谱学、激光通讯、激光测距、激光医疗器械……过去的科学家对自己从事的学科的全部理论能够了然于胸，如今相近专业之间也隔行如隔山。专业无限细分和知识爆炸是同一知识状况的两种表现。
　　国家科技是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一体化的超大规模活动的一部分。各种因素搅在一起，无法从中分离出一个纯粹的“科学共同体”。显然，真正在运行的是一个更大的“大共同体”，其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
　　　　4　关于新科技观的几点讨论
　　　　4.1　现代科技主要是属于认识活动还是生产力活动
　　众所周知二者不可割裂，但仍然有哪一面被视为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在谈到当代科学时，有时谈大统一、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统一、超弦、非线形、混沌……有时谈曼哈顿工程、埃尼阿克、太空计划、基因计划、信息高速公路……问题就在于这两堆东西不能用同一种科技观来谈。前者是属于经典科学的延续，后者是当代科技发展主流的典型。每一项都不是科学家个人的研究方案，而是国家科技的项目。它的发展与其说是遵循科学发现的逻辑，还不如说是遵循国民经济学和主权国家利益的逻辑。我们现在急需发展的是后一种科技，当然不可用旧的科技观对之。
　　　　4.2　现代科技活动的主体是谁
　　如果承认当代科技主要是一种国家科技，那么它就不可能主要表现为由科学家个人决定并承担的一种真理游戏的自动演变和积累，它就必须有一个服务于社会和生产的目标，目标需要被层层分解直到分解为可操作目标。在目标的制定、分解和最终承担中，就不可能只出现单一的研究者，而必须有一个复合的、多重的主体构成。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的知识型管理组织的建设。因为管理者不能只是叫科学家去搞科学，而是必须作为知识主体中的一员参与其中。所谓知识经济有四know:know  how,know  what,know  why,know  who[8]，其中的know  who指的是，不一定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懂科技，但必要的时候必须知道谁懂科技。美国的航天事业主持人冯·布劳恩年轻时在乡村小树林里实验自制小火箭，为飞起几十米而欢欣鼓舞时，作为个人的经典型研究，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已经验证了多级火箭的点火公式。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自己后来会投身于在整个国家的工业、大学、研究所和成千上万的科学家的协同下运行的国家科技活动，造出摩天大楼一样的大力神火箭，把阿波罗飞船送上了月球[9]。他就是被know  who的人组织到一个新型的主体结构之中成就了自身也成就了他为之负责的事业。
　　“多重主体”的启示是，要重视政府的第一主体作用。另外是要注意相应的新型角色或者说人才。由于当代科技活动的个人性和认识论特征模糊了，只有西门子、布劳恩那样的人，才能把各种专家组织成有用的事业团体。我国现在重视人才战略，但最缺少的恐怕就是这一类决策型科学家。通常意义上的专家如果没有被有效地组织在一个高度周密的计划中，其作用是大打折扣的。
　　　　4.3　作为国家科技的科技进步是取决于宏观计划还是微观积累
　　我们很熟悉“生产→技术→科学”这样一种程序，这个程序

的认识论意义要大于它的实际意义。现在的大型科技活动大多是在周密的计划中把成熟的研究转化为技术，成熟的技术才被引入生产。尤其是航天、生物之类的高科技，是不能迷信摸索的，往往是要事先做到万无一失。所以上面那个程序似乎是倒过来的：“科学→技术→生产”。现代生产力型的科技，是一种宏观计划。高科技高就高在把那些曾经是散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使微电子技术、通讯卫星、电子计算机、通信等等整合一个整体的信息技术。如果以为科学还像过去一样是科学家的事，那么即使一个个科学家十分敬业努力，搞出不少成果，但谁知道这些成果加起来是什么，有多大作用呢？个人目标与整体目标不会天然一致，有些计划不是科学家就能做出的。比如在核工业起步的时候，由于核技术的保密性、所需配套工业之庞大和复杂、知识和技术密集度之高、成本之难以确定以及实验之耗费和危险，只有政府才是承担核算、实验、宣传、推广和先期投资的适当角色[10]。时至今日，政府更要成为这类事业的设计者和实施的主持者，不能等待着经典型科学活动的积累。
　　　　4.4　现代科技不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活动，并且无法从“大共同体”中分离出来
　　从库恩的有关论述看，他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似乎不是针对现代科技活动而言，而是针对二战以前的科学尤其是经典科学而言的，或者，他没有区分经典科学与当代科技在性质上的不同。本文所说的“大共同体”是指当代科技真正在其中运行的，国家化了的，无法从中分离出单纯的科学活动的，科技、政治、经济、军事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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