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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

时间:2006-11-26栏目:国际政治论文

 在“9·11事件”,尤其是美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长达十年的“后冷战时代”已宣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注:有关论述甚多,具代表性的言论可参阅:Remarks  by  Secretary  Colin  L.Powell  at  Business  Event,Shang-hai,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ctober  18,2001;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D.C.April  29,2002;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关于这个“新时代”,概括得较具理论性并逐渐流行开来的,是由国务卿鲍威尔首先提出,(注: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L.Powell  after  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Bucharest,Romania,December  4,2001.)经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全面包装的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Richard  N.Haass,“U.S.-Russian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一时间,“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不胫而走,虽然在美官方重大报告(如新近出笼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体现,但屡被美国政界、学界提及,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当前关于时代定性问题最具影响的新名词之一。
  实际上,“9·11”前后,已有学者探讨过“后后冷战时代”的概念,(注: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也就此发表过专文,参见:Ralph  A.Cossa,“Toward  a  Post  Post-ColdWar  World”,PacNet  Newsletter  41,October  12,2001.)但此番从美国政要口中说出,显然别具意义。世界真的已经进入“后后冷战时代”了吗?它与“后冷战时代”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这种新的时代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它是美国政要头脑中炮制出的“幻念”,还是有可能成为某种“范式性”的东西被国际社会逐渐接受?认清“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本质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意义何在?鉴于国内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就此做些分析和思考。
  一、探讨时代问题的意义
  如何给所处的时代定性,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们最为关切的“大战略”问题。冷战结束后,围绕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可以说从未中绝。不过,对于用“后冷战时代”界说冷战后的十年,人们并未产生歧异。原因在于,冷战遗产之消失有个过程,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虽然结束,但北约的去留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中东欧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冷战遗迹”仍随处可见,大国结盟对抗、制衡外交泛滥等“冷战思维”也挥之不去。正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使“后冷战时代”的提法未遭遇大的挑战,冷战后十年各国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基本是在“后冷战时代”这个框架内展开的。
  但是,随着新世纪(同时恰好也是新千年)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及其深远影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

察冷战结束十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注:关于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观点,参见:安卫、李东燕:《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世界知识》,2000年第15、16、18、20期相关文章。)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而足的观点。(注:美国方面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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