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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动力及趋势

时间:2006-11-26栏目:国际政治论文

  冷战结束之后,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9·11事件”之后,这一调整进一步加深 。大国关系的调整,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它对于后冷战时期的国 际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而这一调整的走势和结果,对于各国 外交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9·11”后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
  “9·11”后,大国关系调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总的趋向来说,它是冷战结束后大 国关系调整的继续和深入,基本动力和基本方向没有改变。(注:美国政府2002年9月公 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2001年的‘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 其他主要世界力量中心的关系,并且开辟了广阔的新机会。”实际上“9·11事件”更 多改变的是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态度,而不是其他大国对美国的态度。无疑,“9·11事 件”使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是否是根本的改变还需观察。)“9·11事件”的 突出影响在于它有力地强化了其中的两个动力因素——全球化和大国国内政策。全球化 一方面使大国间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加深,共同利益增大;另一方面也使某些原来 只存在于局部的问题国际化,国际恐怖主义即是最突出的表现。国内政策因素是指一国 政策的变化对大国关系发生的作用,这一政策变化可以是国内政治和国内形势变化在其 外交政策上的反映,也可以是单纯的外交政策调整。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增强导致原有动 力组合形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使大国关系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突显,使反恐上升为对大国关系具有支撑功能的新的利益 交汇点。反恐对大国关系的支撑意义,不仅体现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中 的合作。事实上,在阿富汗塔利班被摧毁之后,国际反恐已经从具体行为抽象为共同接 受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之下,国际反恐有了更深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为预防国际恐 怖主义的升级,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重要性变得尤为突出,这对于大国合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国际反恐不仅使大国的共同利益面增加,而且使国家利益的传统形态和对 它的传统理解发生变化,某些传统矛盾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减小或是退居 次要地位。以美俄关系为例,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从地缘政治利益来说与俄罗斯的政 治和安全利益相矛盾,但从反恐利益来说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反恐利益和传统地缘 政治利益的碰撞既没有抵消前者,也没有使后者消失,它们处于矛盾的状态下,在一定 条件下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妥协,甚至是不同国家利益的交叉融合。
  其次,传统的安全观念、安全思想和安全战略遭到强烈冲击,大国开始从根本上重新 考虑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美国 和俄罗斯的调整幅度最为显著。由于在反恐目标之下的合作受到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调整的深度支持,俄罗斯与美国在“9·11事件”后大幅度改善关系,打破了两国关系 自1993年以来徘徊不前的僵局。俄美关系的突破带动了整个大国关系的再调整,它是新 一轮大国关系调整的核心环节,整个大国关系的调整实际上围绕着俄美关系的变化而展 开。
  再次,大国关系出现了深度调整的趋势。大国关系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的快速调整时 期之后,失去了强劲的动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僵滞。“9·11事件”的发生重新激活 了已经有些冷却的动力源,并且使大国关系的调整在性质上加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国家集团因素进一步减弱。大国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而且具有深厚的国家 集团背景。冷战时期五大国中的四个国家分属不同的国家军事政治集团,中国虽在其外 ,但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亦受到大国集团因素的作用。在后冷战时期,苏联集团瓦解 ,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尽管依然存在甚至还在扩大,但对大国间双边关系的作用明 显减弱,双边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驱动力。大国关系也越来越成为比较单纯的双边 或多边关系,与国家集团的直接联动效应趋弱,特别是负面效应,如俄美关系的恶化并 不直接带动俄欧关系的紧张,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矛盾对俄欧的关系也没有造成严重障 碍。“9·11”之后,中、美、俄、欧、日等大国越来越主要是从双边的角度考虑相互 关系,“非集团化”倾向更加明显。非集团化一方面使大国关系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使 大国关系出现了更多结构和组合形式的可能。
  二是非敌对性趋势进一步加强。非敌对性是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主要特点 。冷战之后出现的“冷和平”使原处于敌对状态的大国关系的性质含糊不清,出现了“ 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状态。在大国关系整体走向改变的情况下,冷战遗留的大 国对立的阴影仍时隐时现,南斯拉夫危机、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和美国试图退出反导 条约都带有明显的冷战遗风。“9·11事件”改变了这种状况,大国关系性质逐渐清晰 ,非敌对性趋向增强。美俄宣布相互不视为威胁和结成新战略关系即是最好的印证。有 学者对这种现象评价道:“现在的情况几乎是300年来国际关系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大 国中的战略对手消失了,没有一个大国把另一个大国作为主要安全威胁,没有一个大国 努力蓄积军事力量去反对另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大国要竭力组成联盟去反对和遏止相互 针对的侵略意图。”(注:Robert Legvold,“All the Way-Crafting U.S-RussianAlliance”,The National Interests,Winter 2002/2003,p.30.)
  三是互动性出现增强趋势。大国相互关系越来越接近均同的关系,大国之间因某一具 体问题可以形成某种短暂的联合,但形成持久的反对某一国的联合可能越来越小。每两 个大国之间都可能有矛盾,但同时也有合作和利益关系,每一个大国对待与其他大国的 关系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立场,都尽力避免被利用来反对第三国,既合作也竞争成为 大国之间普遍的规律。俄罗斯在保持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情况下,不仅与美国建立 了新战略关系,而且推进了与印度和日本的战略合作;欧洲国家作为美国的盟国,在许 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德法等欧洲大国与美 国的立场分歧严重,而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相近,这在过去是十分少见的。
      二、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动力
  现阶段大国关系的调整始于冷战结束。后者有一个持续的过程,柏林墙倒塌是其中一 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从最直接根源来说,1987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 出启动了冷战走向结束的过程。“新思维”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世界的 整体性、相互依赖性、安全的共同性、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 以及苏美从对手转为合作伙伴等概念。(注:М·Горбачев.“Перест 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ъппление”,Москва,Нздате лвсты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c.135—145.)它 在理论概念和外交实践上都是对冷战理论和冷战政策的反动。随着华约解散、柏林墙倒 塌、苏联解体,国际关系中冷战所特有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改变:两大军事集团的对 立成为过去;苏联的继承国

俄罗斯从超级大国跌落为普通大国,失去了与美国对抗争雄 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得不放弃与美国争霸世界的雄心和企图;世界大战的可能、 特别是俄美之间核大战的可能微小,大国和大国军事集团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已为频 繁不断的局部和地区武装冲突所代替,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危险和威胁发生了改变。但 后冷战时期的开始伴随着冷战的心理惯性,俄美关系处于艰难的转型过程,呈现一种非 敌非友的状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之称为“冷和平”(注:1994年12月,在欧安会首脑 会议上,俄罗斯总统针对北约接收东欧国家的决定说,欧洲面临进入冷和平时期的可能 。(据《新华每日电讯》,1994.12.7)冷和平概念基本表达了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 里俄与西方关系动荡不定和曲折复杂的特征。)。“9·11”后的反恐使美国和俄罗斯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重新站到一条战壕里,两国宣布相互是朋友甚至盟友, 并建立起新战略关系。(注:2001年11月,普京首次访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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