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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 正 文 】 
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邓小平可以说是一位特殊的思想家。他没有阐发或创立一套体系性的哲学理论,也不曾写出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却给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以巨大的活力和杰出的贡献——他提出并实践了一套独创性的思维方式,以此来总揽全局,思考问题,解决矛盾,重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走向21世纪的历史进程。当我们把他誉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时,首先肯定的也就是他的独创性的思维方式。没有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从思想来源上看,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承继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辩证思维与革新精神。前者是他自觉选择人生道路的结果,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在《共产党宣言》的引导下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直到晚年仍然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 151 ,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 367 、372,59页。);后者则是他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浸润的结果, 这种传统哲学智慧的浸润既来自书本,也来自生活。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作为与中华民族生息相关的伟大革命者,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深受着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影响和启迪。在漫长的斗争生涯中,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又总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扎根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这两种思想来源的结合,使得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既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思维特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一、吸取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 
尊重人民,依赖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邓小平思维方式的基本点。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他总是强调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事业成功的决定性意义。当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时,他反复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 页。)这一基本点,无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吸取了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 
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长期探索的重要结晶。早在殷周之际,随着原来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天命观念的逐渐衰微,开始出现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等新的观念,把“天”的意志说成是来自民众的意愿。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在先后产生的诸子哲学中,更有“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等等主张。至孟子,进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这一思想包括“制民之产”的经济要求和“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认为统治者只有重视人民的生存,满足人民的温饱,与人民同其忧乐,才能保住自己的家国天下。如果失去民心,那么也就会失去家国天下。这种民本思想,在以后二千年里,由孟子的政治哲学而转化成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智慧,深深积淀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都积极吸取这一历史智慧,重视人心的向背,争取民众的支持。 
邓小平作为20世纪中国的大政治家,对我们民族的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深有感悟,高度重视。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吸取这一传统哲学智慧,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融为一体,成为自己思维方式的基本点。他对一切问题的思考和评价,可以说都是立足于这个基本点。重视民心的向背,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主轴。从《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看,这一思想主轴十分鲜明地贯穿在他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在他看来,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固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夺取政权,能否保持政权,都在于能否获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他强调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得人心”,都要“取信于民”,都要“能向中国人民交代”,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据。“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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