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范文先生网 >> 行政管理论文 >> 邓小平理论 >> 正文

探索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条件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探索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条件
  
  一、邓小平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
  
  凡重要的社会历史进程,多半有理论与之同行。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在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儒、墨、道、法,九流十派,先后登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留下了中华民族思想理论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页,并成为东亚文化圈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渊源。此后,中国思想理论界在内法外儒的模式下,延续两千多年。既激励、造就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规范、束缚了人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中国又一次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现实惊醒了天朝臣民的自我陶醉,而将保国、保教、保种的生死存亡关头推到眼前。伴随着中华民族整体的挣扎呼救,思想理论界也显示出自“独尊儒术”以来所未有的探索和开阔视野。无论是“西体中用”、还是“全盘西化”,无论是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在中国近现代之交中轮番上阵,成为志士仁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作为西方文化重要源头之一的希腊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经过多年的殖民开拓之后,希腊城邦遍及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在面对自然、认识社会、把握人生的过程中,在原始社会向古典奴隶制转化的时代,出现了一长串令人敬畏的学者的名字: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等,这些名字代表了西方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理论丰收季节,以至于后人言必称希腊。罗马的崛起是又一次转型,即由小国寡民、各具特色的城邦制度向广土众民的大一统的帝国政制的演进。为此,在政治理论领域里鲜有创新的罗马人,却发展出了法律治国的传统。使先后被罗马征服的众多民众,最终都获得统一的罗马公民的身份,在涉及私人的社会关系领域内,主要用法律作为广大帝国的依循。《查士丁尼法典》集罗马法之大成,经由《拿破仑法典》的继承发扬直到如今,使全世界都看到了罗马法系的魅力。近代西方再次进入社会历史转型期,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统一的商品经济转变;由建立在分封割据基础上的贵族君主制经由等级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转变,伴随而来的是国家、民族观念的崛起,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又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一长串闪光的名字至今仍影响着人类的认知与理念。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是我国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理论见证,即我国改革开放历史阶段的理论见证。尤其在苏联解体、东欧转向之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比较成功的指导理论,是足以载入史册的。虽然它的影响主要在中国,但是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大国,中国的成败存亡对世界的发展与进步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80余年的岁月。在这样长期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为了给实际工作指引方向,她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讨。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上的第一座高峰,那么,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无疑是这个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丰碑。毛泽东思想主要的贡献,就是引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拥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在指导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犯了严重的错误,“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1](p?115)在一九五七年以后,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向“左”转,越来越将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放到了第一位,而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置之脑后,其最后的结果是错误的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间,“四人帮”更是极力提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了荒诞的理想,完全不顾亿万民众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将中国推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1](p?155)对此,痛定思痛的中国人民开始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利弊得失,而邓小平理论就是对这一反思的总结。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开始思考未来中国的走向,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什么。他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1](p?224)这个信念可以说贯穿了邓小平一九七七年复出后的全部活动,成为他全部工作的重心。尤其当一九八九年我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度放缓、停滞时,邓小平采用南巡广东、深圳等地,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向全国发出信号,敦促改革开放事业沿着已定的方向继续前行。
  
  三、邓小平理论是解放思想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产物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于一九七七年再次复出。在此之前,邓小平在1973年已经有过一次复出的经历,那年3月10日,在经过毛泽东的认可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的通知,到73年年底,邓小平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担任了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参与到党、政、军的高层领导班子之中。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开始为纠正“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而努力。74年1月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支持周恩来关于军队系统不搞“四大”的规定;4月,国务院就扭转生产下降、不允许成立造反派性质的组织以及制止“文革”造成的混乱现象发出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同时他又协助周恩来指导国家计委完成了《关于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预备会议;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到75年1月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成为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他立即开始了全面的整顿,对于他的整顿,毛泽东开始还是赞同的,虽然“四人帮”等“文革”势力一直寻找机会进行阻挠,但是毛泽东的态度一直是:节制“四人帮”,支持邓小平。[2](p?412)因此这一整顿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不幸的是毛泽东的态度最后发生了转变。因为,毛泽东在对自己一生事业进行总结时,他认为自己一生主要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战胜了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来说,“文革”当中的一些极端的做法可以纠正,但是“文革”本身不能否定。[2](p?204)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通过这种形式,可以防止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可以避免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从而可以保证政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手里。因此,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是不容挑战的。而邓小平实际上就是在向他的“文革”路线叫阵,这是毛泽东绝不允许的。于是,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再次受到攻击和批判,先有1975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由不点名的批邓发展到公开点名批判。接下来借1976年的“四五运动”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但是,七七年再次复出之后,邓小平仍然不计个人得失成败,依然故我,勇敢前行。这不仅因为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是他们这一代人从年轻时就确立的信念,更重

[1] [2] 下一页

下页更精彩: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