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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经济理论创新的阶段性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关 键 词】邓小平/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创新/阶段 
【 正 文 】 
一、邓小平经济理论是现代社会主义经济论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创新,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遭遇曲折而又获得转机的过程中实现的。创新的源泉来自他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忠贞不渝地坚持。他的学风最大特色是求真务实。不从一般概念出发,教条式地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而是牢固地立足于中国实际和时代空间,然后融入一般概念,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命题,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的本质含义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必然有中国特色,同样,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必然有其他所在国的特色;相反,脱离具体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即所谓一般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一般概念上的社会主义,并非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一般概念应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丰富和创新,而不是充当现实生活的裁判。 
邓小平奠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以他为总设计师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是改写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两个巨轮,它们通过互动共震,终于脱胎了新的现代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就是党的十五大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伟大创举。我们应站在这个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含义。学术界仅仅把它理解为一个经济体制,而无视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有失偏颇。 
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历史演进 
恩格斯指出,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但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有待创立。当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还没有成为现实以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也不存在,因为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还无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实践,而政治经济学只能是一门在事后总结与描述性的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以及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对未来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经济原则、基本经济结构作出某些科学推测,这可以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萌芽,但远不是系统完整的一门科学。马克思生前所创立的是狭义政治经济学,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资本论》是其代表作。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了把建设社会主义变成具体的实践活动,经过三四十年的实践,在斯大林的晚年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学者写出了一部苏联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发表了斯大林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的专著。这是世界第一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学。通过这部书的传播,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具典型性和理论性。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搬用苏联模式很大程度受这部书的影响。虽然毛泽东等一些中国领导人也曾对苏联模式提出过某些不同看法,如权力过分集中,忽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运用市场和价值规律不够等,但总体上仍然没有超出它的框框。同样,波兰学者兰格和布鲁斯、匈牙利学者科尔内、捷克学者锡克都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修正的理论模式与政策,但也没有突破。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也是总结改革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以及反思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物。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是现代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创新,它原则上冲破了一元性、封闭性、平均性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观念,开启了多元性、开放性、共享性的现代社会主义经济新观念。在实践上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如何站稳脚跟逐步取得比较优势这个具有世界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如果说毛泽东经济思想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那么,作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经济理论则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深刻革命性和科学性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全面、系统地创新。以此为标志,中国有了自己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邓小平经济理论创新的阶段性 
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体系,本身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深化过程。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设计思想的源泉不是来自“本本”,而是来自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正因为是这样,其创新思路体系的形成就显示出阶段性。大体说来,阶段可以这样划分: 
第一阶段以拨乱反正、试验摸索为特征,时间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这一时期,面对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和政策以及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思想和从右的方面企图全盘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全党亟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端正理论和政策,明确发展方向,理清发展思路,找准发展目标,坚定地启动改革的进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即将启动的改革进程定下了基调。 
拨乱反正,首先是要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据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80年3月,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M]·(2).300.)这是对“拨乱反正”开宗明义的说明。 
当时深深地影响党内外思想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是,搞社会主义是要富还是要穷?是不是穷光荣、富则“修”?邓小平十分明确和肯定地说,社会主义要富,不是要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严正地指出:“‘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注:邓小平文选[M]·(3).10.)他说:“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M]·(3).10.) 
中国在1956年基本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没有及时从抓阶级斗争为纲转到抓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而且把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的决定,将全党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邓小平说:“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注:邓小平文选[M]

·(2).162.) 
改革前几十年,中国经济构建了一个全公有、全计划、大统一的管理模式,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必须启动改革的进程。改革先从农村起步。邓小平说:“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注:邓小平文选[M]·(3).77~78.)农村改革以放宽政策的名义来突破左倾思想的禁锢。允许农民经商办企业,允许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一部分人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三箭齐发”,一下把农村经济激活了起来,而象征着“大锅饭”的人民公社迅速解体。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具有根本意义的一点就是农民开始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而这一点对城市改革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因此,在随后开展的城市改革中,国家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同时开办经济特区,给予特区计划体制外的许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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