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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的治国方略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 正 文 】 
一、对“治国方略”概念的理解 
十五大使用了“治国方略”这个概念。 
究竟什么叫“治国方略”,它的内涵是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十五大以前的文献中没有使用过这个概念。 
孙中山的著作中有“革命方略”、“建国方略”的概念。在1917年至1919年间,孙中山写了一部著作,叫做《建国方略》。这部书有25万字,讲三个方面的建设:心理建设,实际是讲思想建设,孙中山认为,建设国家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物质建设,主要是讲发展近代工业和交通,孙中山对此很重视。他说:“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这是国家建设的根本;社会建设,主要是讲民主政治建设。 
孙中山说,建国方略就是规定“种种建设宏模”,“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是“建设新中国之总计划”。(《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7、249、398页)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同我们讲的“治国方略”很相近,对我们思考“治国方略”是有启发的。 
回顾思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治国情况,特别是他们的战略思想。综合起来看,所谓“治国方略”,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蓝图,如目标、任务、重点等等;二是为实现建设蓝图而采取的基本途径、基本形式、基本方法、领导艺术等等。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建设所设计的国家。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的,有时很难明确分开。 
这里还想讲一点。讲“治国方略”,主要是讲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品格,智慧,才识,胆略,领导艺术等。这些,都是主观方面的东西。政治家只有凭借一定的历史舞台,才能演出一幕一幕的活剧。这个历史舞台就是客观条件,包括现存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条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群众的意愿,历史机遇等等。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很难有成功的治国方略的。不承认或忽视这一点,就可能滑入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二,邓小平治国方略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方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年,从治国方略的角度看,可以分为几个段落。每一个段落,由于历史背景、历史课题的不同,也由于主要领导人的状况(包括性格)的不同,在治国方略上也就有所差别。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从1949年至1976年,前后达27年。在这27年中,经历了建国、过渡、建设三段。在建国这一段,他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筹建新中国,并采取《共同纲领》的形式把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肯定下来。1954年,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主协商和依靠根本大法,是这一时期治国方略的两个明显特点。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采取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并进的方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又采取由低到高,逐步前进,由农村推动城市的方略。这些,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具有创造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从治国方略的角度看,有两点很明显,一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二是注意抓重大的关系,他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1958年开始,搞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方略上,除了冒进的发展指标,要求“超英赶美”,主要采取大搞群众运动和抓“阶级斗争”(1957年作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不断升温)。这成了这一段时间中治国方略的两个主要特点。此外,人治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更主要的特点。十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不少,教训深刻。十年建设时期治国方略上这些消极的东西,在十年“文革”中恶性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邓小平作为主要领导人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如果到1992年初南方谈话为止,前后14年。邓小平作为主要领导人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时,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概括地说,一是乱,二是穷。邓小平面临的治国历史课题,首先是要使国家由乱到治,然后,在此基础上开辟一条使国家由穷到富的振兴之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治国课题是,在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实现既定的分“三步走”的宏伟目标,主要是第二步目标。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这一时期治国方略的主要之点。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叙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领导的这一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极为重要的一段。 
三、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概述 
十四年,大致可以分拨乱反正和开辟新道路两大段。可归纳为完成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开辟新道路三点来讲。 
首先讲完成拔乱反正。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问题决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很特殊的一段。因此,治国方略也必然带有特殊性。 
国家乱,表现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包括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也反映在群众队伍和党组织自身,但首先是思想理论的混乱,特别是个人迷信和思想僵化。因此,邓小平先是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继而大力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这一段,不是不争论,而是支持和鼓励争论。通过争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其他各种问题。 
这一时期,问题成堆,矛盾错综复杂,既存在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恶果,又在一定范围确实存在阶级斗争;既要着重反“左”,又有右的思潮出现;既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存在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等等。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如果搞片面性,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体现了高超的辩证法。他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又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着重反“左”,又注意反右;既坚决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要求大家向前看;既要求解放思想,又要求实事求是,使主观符合客观;既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坚决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样,就使各种矛盾和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出现了团结稳定、同心同德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新局面。 
拨乱反正,不是简单地纠正过去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道路相结合的。早在1973年底和1979年初,邓小平就提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 
回顾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治国方略的三个明显特点:就是首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辩证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把拨乱反正与开辟新道路相结合。 
第二,讲实现历史转折。 
邓小平说,历史转折“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

文选》第3卷第248页)历史转折的内容是全面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思想、理论、路线和基本政策,是带有革命意义的变化。在当时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还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转折是很艰巨复杂的事情。 
邓小平首先着重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历史转折的关键和实质内容,也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他们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邓小平早在1977年8月复出不久时就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要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更加明确地提出,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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