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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的大局观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关 键 词】邓小平/邓小平理论/大局观 
【 正 文 】 
如果仔细研读邓小平的著作,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对“大局”一词使用的频率和范围相当之高、之广。可以说,“大局”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大局观是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内容,它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方面。全面准确地体认和把握邓小平的大局观,不仅有助于邓小平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深化,而且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也极具指导意义。 
一 
何谓大局?一般辞书上的解释是整个的局面、整个的局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局也就是全局。大局观也就是一种把握整体和关键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大政治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领导地方,还是任职中央;无论是担当方面,还是主持方面,都时时处处从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顾全大局。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他有着明晰的大局观,对于大局的认识和把握,是极其全面和深刻的。对此,我们可以试作如下梳理和体认: 
首先,从大局的基本内涵上说,第一,大局是指在纷纭复杂的事物和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决定性和整体性的方面。它在空间上涉及面广,乃至覆盖问题的全部;在时间上跨度大,是长远的而非暂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局具有惟一性。绝对性和不可动摇性。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同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会议上描绘中国经济发展蓝图时说:“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这是大局。”(同上书,第109页。)第二,大局又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大局,是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大局。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和时势的迁易而变化。因此,大局又具有相对性、时空局限性和可变性。 
其次,就大局的具体体现而言,第一,从现时代的世界和中国来看,邓小平将大局分为“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国际大局是和平与发展。1984年10月,他同缅甸总统吴山友谈话时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同上书,第96页。)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同上书,第105页。)而国内大局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早在1975年3月,邓小平就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中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零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的提出和划分,反映了邓小平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第二,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关系上说,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大局。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1989年,邓小平又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同上书,第284、286页。)他在谈到自己退休时说得更清楚:“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同上书,第311页。) 
第三,从国家发展的地区关系上看,沿海地区的先发展是现在的大局,内地的后发展是未来的大局。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战略问题上,邓小平的思想中有纵横两种战略的思考:纵向上就是著名的“三步走”战略,这是从整个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来说的;横向上则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内地后发展,这是从整个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途径上而言的。但是,在贯彻实施过程中,曾出现了混乱现象,地区和地区之间“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这促成了邓小平进一步从大局的高度来阐释和明确这一问题。1988年9月,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同上书,第277-278页。) 
第四,从两岸关系上说,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是“民族的大局”。1981年1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7页。)因为“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0页。)这也正是大陆不作不使用武力承诺的原因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同上书,第86-87。) 
可见,在邓小平思维里,大局是可以分层的,从不同的视角可以作不同的分解。但是,这些大局之间的关系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章可循的。经济建设居于核心的地位,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其他方面。和平与发展这个“国际大局”是经济建设这个“国内大局”的大前提和大环境,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非常之大,甚至会使之

中断。但这个大环境能否真正有利于我们,为我所用,能否真正赢得这个环境,关键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和争取,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经济建设这个国内大局抓得怎么样。1990年3月,邓小平在《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后指出:“纵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这十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并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同上书,第354、356页。)邓小平之所以认为稳定也是大局,就在于他看清了稳定对于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稳定才能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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