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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学习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关 键 词】邓小平/执政党/制度建设 
【 正 文 】 
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是我们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毛泽东的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设党到邓小平的突出从制度上建设党,标志着在执政党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更加成熟和进步。 
面对新考验:积极探索党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页。)新考验,首先是“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页。)其次,由于是“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页。)针对这种情况,“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5页。)并具体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生活,设立党员代表大会的“党任制”,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严格执行党章,健全民主集中制,提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29页。) 
邓小平在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我们党有五个优点时指出:“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党规党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0页。)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反复强调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总之,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之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12页。) 
邓小平在这年11月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针对“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提出“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30页。)同时,又提出实行对干部的“鉴定制度”和“党的监察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31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反复讲党的制度建设。在阐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同时,在继承中更多地注意从制度建设加以强调和论述,不能不看到,邓小平觉察到了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要经受住考验,就要从制度上建设和加强执政党,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48页。) 
我们发现,关于通过制度和法制的方式治党治国的思想,首先是由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来,现在实事求事地看来,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论述是很出色的,而且具有鲜明的预见性。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没有成为党的建设的主导思想,特别是由于八大以后“左”的错误思想的发展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些光辉的思想完全被抛弃,甚至遭到了批判。 
历史新反思: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制度建设的思想,是在深刻反思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党的制度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新发展。 
列宁在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对党的制度建设也是相当重视的,他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的章程。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在他晚年对苏联党内的监督制度建设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由于列宁过早地去世,这些问题没来得及真正解决。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方面少数党的领导人掌握着高度集中的巨大权力。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制度对这些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样,当这些领导人出现严重错误时,党便无法阻止这些错误的发展和蔓延。 
1957年后20年的历史教训证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那是不利的。鉴于这沉痛的历史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无论是思想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建设中,都不再搞政治运动。邓小平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用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5页。)邓小平的这段论述,是对我们党执政后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明确提出“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决不能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期间,邓小平被打倒,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思考、关心着中国的命运。 
在这场10年之久的灾难中,整个中国陷入混乱,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干部遭到批判斗争,党的形象和威望受到严重损害。10年啊,整整10年,为什么在党执政了17年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大的曲折和失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老一代革命家几次起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都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受到打击和迫害?为什么像毛泽东这样一个伟人会在晚年犯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党的决策一旦发生失误就难以扭转?中国还会不会发生第二次类似“文化大革命”的什么革命?能不能防止?怎样防止? 
这些问题,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都是全党、全国人民关心、思考,甚至感到困惑的问题。 
邓小平作为又一代伟人,他的伟大之处之一就是正确地进行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 
当时,在探索“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基础、原因时,不少人把它归结到毛泽东晚年个人的思想、作风等问题。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当然是党在工作指导上的失误,这种失误首先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对此,邓小平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1980年,邓

小平在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不止一次地提到,要实事求是,既要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评价要恰如其分,又要对其晚年错误的评价也要恰如其分。他十分明确地提出:“过去有些问题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邓小平还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再一次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又一次谈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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