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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根本问题的内在逻辑——兼论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主要内容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关 键 词】“什么是”/“怎样建”/“建什么”/根本问题/邓小平经济哲学 
【 正 文 】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展开这一问题,它包含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可以简称为“什么是”、“怎样建”和“建什么”)。若再进一步寻求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它们又可归结为两对基本矛盾,即“什么是”与“怎样建”的矛盾和“怎样建”与“建什么”的矛盾。搞清这两对基本矛盾及其辩证关系,不仅可以揭示邓小平理论根本问题的内在逻辑,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主要内容。 
一、“什么是”与“怎样建”的辩证统一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把“什么是”和“怎样建”视为两个问题;“什么是”说的是概念和定义,“怎样建”说的是方法和操作;前者侧重理论,后者侧重实践,二者不能随便混淆和颠倒。因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和指导思想,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不应存在继续“搞清楚”、“弄明白”的问题,只有“怎样建”才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种误解。正因为有这种误解,邓小平提出“什么是、怎样建”的根本问题后,思想理论界才一度出现了“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的错误思潮。 
勿庸置疑,坚持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和最终理想,然而,这一目标和理想又是和某种“本本”和“样板”联在一起的。几十年来,这几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思想方法,它的产生和强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武器,一种真正科学、革命的世界观,是从西方传入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种反映历史必然性的形象的说法,它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中国人接受,需要有各种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伟大斗争实践的需要。第二,中国人找到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起了一个重要的中介、桥梁乃至榜样的作用。“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P1471)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首先接触的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的一个时期,还在热衷于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一直到十月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虽然苦苦求索,屡屡失败,但始终认为,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那时,尽管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学术派别已经传入中国,但均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思潮,介绍者一般都不想在中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采取的是一种歪曲和敌视的态度。正是近代中国残酷无情的斗争现实及其逻辑进程和列宁亲自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示范,使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换句话说,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屡屡失败的情况下传入中国的,加上这一科学世界观本身固有的鲜明、朴素、现实的理论品格和远比英、法、美等国更接近于中国实际的俄国的成功示范,共同构成了当时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蜂拥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宏大背景。它决定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来不及也不可能被充分、深入地消化、吸收、理解,立即就被派上用场,用以指导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革命实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对这一科学世界观的初步应用中才能逐步搞清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内部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实践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和斗争。 
历史证明,如果说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迎来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那么,怎样正确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是一个更加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从幼年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社会曾发生过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论战的结果从基本的政治原则上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合乎中国国情,即中国要不要接受这一科学世界观指导的问题;但是,这一科学世界观的真谛和精髓到底是什么,中国的国情究竟是什么,在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如何运用这一科学世界观,在当时均未作出科学的回答。建党后,党立即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中国革命最紧迫的实践问题上,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均缺乏系统周密的分析、研究。因而,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具体道路,产生一个明晰的认识,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正是这个缺陷导致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武装暴动为手段的革命道路的失败。严格地讲,大革命的失败,既是怎样实践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的重大失误,是一种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意义上的失败。到底什么叫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它们关于在西欧和苏联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道路和方法,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中国国情需要一条怎样转败为胜、发展革命的道路?这是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个极其严峻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其根本价值就在于它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要不要革命和怎样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集中表现就是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解决了“什么是”和“怎样建”的统一,即什么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同斯诺谈过:“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2](P243-244)中国革命这两篇文章,都是极具挑战性、极富创造性的大文章。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成功地做好了第一篇大文章,那么,邓小平理论则在历经30多年艰辛探索的基础上,成功地为第二篇大文章破题并

搭好了基本框架,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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