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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经济体制论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关 键 词】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 正 文 】 
邓小平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从1949年至1984年整整35年的苦苦探索, 我们终究写出了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过去,因为没有这样的经济学的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许多弯路,改革开放后,我们有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真正走上了健康发展道路。我国的改革开放,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这个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所以,从内容上说也就是邓小平的新政治经济学。 
任何一种具有特色的政治经济学都有其独特的理论基础。那么,什么是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是邓小平最具特色的“两论”,即经济体制论和第一生产力论。关于第一生产力论,本人将另文专门论述,此处我们集中讨论其经济体制论。 
经济体制论是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支柱,也是最能体现他的新政治经济学独创性,最能体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理论。下面从经济体制范畴,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原理,经济体制论的具体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析三个层次展开讨论。 
一、经济体制范畴 
经济体制是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发源地,离开经济体制范畴也就没有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也许有人会说,经济体制概念不是早已有之?不错,是早已有之。但是,赋与它新的含义,并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这是邓小平的功劳。讨论经济体制不能不涉及体制概念,这也是早已有之的一个概念。但是,过去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非常狭窄的,一般理解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例如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就是这样定义的。在实践方面,改革开放前我国搞过的几次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调整、改进,也是沿着机构设置和管理权力划分这个路子走的。走来走去,走不出机构膨胀——收缩——再膨胀——再收缩;管理权力下放——回收——再下放——再回收的怪圈。不能说这与我们过去对体制理解的狭隘性无关。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如下生动描述:“当年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只看到了权力高度集中存在的弊端,因而采取的办法就是给地方下放权力;下放多了又往上收,而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强调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体制),而完全忽视、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所存在的弊端。”“所以,长时间内,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只是围绕‘放权’与‘收权’打圈子。”(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30~831页。)薄一波对现象的描述虽然生动,但没有看到这与对体制的狭隘理解有关。按当时的理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基本制度,而不是体制。所以,搞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改进,当然也就不应该触动计划经济这个模式。 
邓小平突破了对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传统理解,认为体制就是具体制度,具体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监督制度等。具体制度又是与基本制度相对的一个概念。基本制度体现社会的本质,例如经济上的公有制、按劳分配;政治上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制度。而具体制度涉及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也就是说,基本制度不等于具体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谈到体制改革时,都提到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方面”,这些环节和方面也是具体制度,它们并不等于基本制度。 
把体制规定为具体制度,或者说把具体制度概括为体制,这不仅扩大了体制的范围,克服了对体制理解的狭隘性,而且把它放到与基本制度相对的位置,使其性质更明确。邓小平对体制的新介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一,划清了两种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界限,避免将其混淆。1957年就因为混淆了两种制度的界限,造成了一个惊人的错误,一大批有识之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政治上长期蒙冤受屈。把具体制度归结为体制,又把体制归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就避免了把具体制度与基本制度混淆的认识错误。第二,有利于打破制度的禁区,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具体制度是基本制度的表现或体现,否定某一项具体制度,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从此,制度问题就成为一个思想禁区,谁也不能碰、不敢碰。结果使我国许多具体制度不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改革,逐渐变成僵化的模式,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体制概念的提出,划清了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界限,大大有利于打破制度的禁区,为全面、深入进行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邓小平还把经济体制范畴导入政治经济,并且将它作为一个基本经济范畴,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分析,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发展规律,指明了加快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 
二、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制约性原理 
经济体制论,简明地说也就是经济体制决定论,即在既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制约、决定的作用。这是经济体制论的一条基本原理。它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受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而且还受经济体制的制约。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并按经济规律运转的先进经济体制,能促进生产力较快地发展;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违背经济规律运转的落后的经济体制,则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在既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生产力发展得快一点或慢一点,主要取决于经济体制。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邓小平这一段论述,实际上是肯定了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制约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还要继续解决经济体制的问题,这样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快地发展。只看到基本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看不到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也有制约性是不全面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恰恰是犯了这种片面性错误,没有及时改革,严重影响了我国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作用问题。按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生产力是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制度是

生产关系的总和及法律表现。是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生产关系。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只有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结合,即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时,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时,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的结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底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通过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生产力在新的生产关系内又继续发展。这是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这是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后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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