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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整顿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 正 文 】 
真理往往是在对正确与失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产生的,是对正确的肯定与对错误的否定。邓小平理论概莫能外。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虽然形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中,是对建国以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否定,但却也是对党内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正确趋向的充分肯定,这尤为体现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的全面整顿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上。本文愿对此作一深入的探讨。 
一 
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不是偶然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 版,第450页。)“历史早已证明, 伟大的革命在其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来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注:《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72~73页。)1975年, 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并开始“全面整顿”,既是社会时代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历史地位发展的必然。 
从社会时代和革命斗争来看,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内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此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毛泽东否定了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结果是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并使“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1974年初,江青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同志,实际上是对周恩来为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重新安排一度被打倒的老干部工作进行攻击。这样,“批林批孔”运动使趋于稳定的政治局面重新遭到破坏,工业生产再度急剧下降。针对出现的严重情况,1974年7月17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及其“四人帮”小宗派。 在“安定团结”的思想下, 毛泽东于同年10月4日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月13日至17 日举行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会后,周恩来总理病情更加严重。2月2日,他在《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了“全面整顿”。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在其后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内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邓小平是正确发展趋向的积极参与者和制定者:提出《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1956年);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57年); 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1962年主张对1959年以来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平反(《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主持制定《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支持1956年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等等。 在探索中的错误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邓小平作为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成员被错误打倒。但即使在这样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党内自八大以来的正确趋向也并没有完全停止对正确路线的坚持和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这一点甚至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认同,他们指出:“林彪事件导致了‘激进派’(指左倾势力——引者注,下同)和温和派(指正确趋向)之间艰难的平衡。前者试图维护更加激烈版本的文化大革命的改革,而后者则竭力软化其后果,并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发展。最突出的例子是邓小平的复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做与刘少奇直接有关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1975年,当周恩来的健康恶化时,他成了政府工作实际的主持人。”(注:[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25页。) 
从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在党内的历史地位来看,自幼年起,邓小平就胸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16岁赴法勤工俭学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定地走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在广西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由于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的“左”的领导者撤职,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在长征途中,他参加了标志着党的伟大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统帅部队,总是处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位置,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线,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国共产党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党中央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如前所述,邓小平为坚持八大的正确路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上述事实表明:从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个重要领导干部,自八大起逐渐成为这个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成员。 
综上所述,在1975年这个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的时刻,由邓小平复出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不仅是邓小平革命经历和在党内地位的反映,也是八大以来正确路线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继承,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左”倾错误进行斗争的一场胜利。之所以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因为全面整顿成效虽大,时间却短(仅一年时间)。 
全面整顿及由此而来的邓小平在“文革”十年内的第二次被打倒(个人历史上的第三次被打倒),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这可以从“主要创立者”这个角度去分析。如果说从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起,他开始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那么无疑地,全面整顿及邓小平被打倒和作为“批邓”材料而广泛印发的这一时期邓小平的主张、思路、纲领,反而使邓小平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勇气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使他得到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更高的政治声望,成为全党全国政治生活中大家注目的

中心,为他后来再一次复出并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拨乱反正的推动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注: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第14页。),它实际上开始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向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过渡,虽然在时间上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形式上大大有别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接。 
二 
邓小平复出后,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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