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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及其思想特征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关 键 词】邓小平/经济全球化/思想特征 
【 正 文 】 
全球化现象和有关全球化的思想早已有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5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此就有深刻的论述。列宁在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中也同样涉及到全球化的本质内容,即以资本主义为先导的、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1]当前这些观点并未过时,但时代毕竟在前进,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形式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面对如此的变化,邓小平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全球化思想。对邓小平的全球化思想进行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即从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和主观性认识入手,试图梳理出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认识的思想脉络和基本特征。 
一、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客观性的认识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经济全球共同发展、相互依赖的必然性。这有两方面的含意,一方面指先进的国家受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由于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加速市场关系的形成和开拓新的市场;另一方面,落后的地区只有适应这一客观的内在要求,才能在商品交换中吸收和采用能够推动生产发展的一切先进手段,在竞争中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种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把世界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这种客观性也暗示着这样一种事实,推动生产发展的各种手段是中立的,比如价值规律、科学技术、市场关系等。由于市场主体的资源禀赋、发展实力不同,客观上也必然导致财富增长中的不平等分配。但克服这一客观上不平等现象,不可能从逃避或中止经济全球化中找到出路,而只能从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与改进国际贸易规则中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更客观更全面地观察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对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和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全面思考,70年代初,他就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作出了一系列判断。 
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认识首先是从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开始的。早在1974年他在“文革”中重新工作后,就强烈地意识到“文革”期间世界科技突飞猛进,而我们在动乱中丧失了追赶和发展的时间,拉大了我们同西方国家本来就存在的科技差距。1977年在粉碎“四人帮”他再次复出后不久,他就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2](P40)。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而我们“几亿人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2](P87—90)同年10月,在分析我国的落后状况时他再次指出,“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的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落后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2](P132 )怎样才能缩小这样的差距呢?只有“实行开放政策, 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2](P132)。以后, 邓小平在多种场合阐述对外开放的思想观点,并讲“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实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2](P132)。 尽管邓小平在种种场合没有提到“经济全球化”或曰其客观必然性,但我们从他的思想中已感觉到他对经济全球化客观性的深刻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1979年11月他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在邓小平看来,客观上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并没有阶级性,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等都是中立的,都是促进生产发展的一种手段,谁掌握了它就为谁服务。以后,他多次重申和发挥上述观点,多次讲“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也多次讲,“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强调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同样,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依赖性及所造成的不公正后果也有深刻认识。如果说从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资本主义需要广阔的市场,落后国家需要大量的技术,这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互相依赖,能够形成一个全球贸易体系的话,那么由于资本主义处于强者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从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始,就一直处于受西方国家支配的地位。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相互关系使世界两极分化,富的国家愈富,穷的国家愈穷。针对这种情况,早在1974年他在联大的发言中就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南南合作”倡议。1979年我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之后, 他时刻关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面对南北发展差距的拉大,1982年他在会见印度客人时不无忧虑地讲:“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可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3]( P20 )1984年他在会见巴西总统时又讲,现在国际上的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要求得经济共同发展,就必须解决南北问题。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3](P56)以后他在会见西方客人时又讲,“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3](P79 )。 直到1985年他非常明确地讲:“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 ](P105)在谈到发展问题时,他警告西方国家, “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3](P106)。要求西方国家放弃不公正、 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政策, 通过“南北对话”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新秩序。 
二、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主观性的认识 
经济全球化的主观性,是指出于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如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和各种利益集团、跨国公司等)的利益与价值观念,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为追求某一具体的战略目标而对全球化发展趋向的人为推动。西方国家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全球资本主义化,这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所要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从主观上来讲,这是两种相互对立的

经济全球化观。对于西方国家坚持强权、霸权,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和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剥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邓小平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并对此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1978年后,邓小平多次讲“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并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南南合作”倡议,倡导通过加强“南南合作”来推动“南北对话”,迫使发达国家修改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条款。1985年,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进而1988年他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3](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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