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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理论创新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摘要: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又超越前人,从而实现了理论的创新。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既体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我国利益现状,也反映出了新时期我国的利益需求。在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指导下,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始终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国家利益。   
  
关键词:邓小平 国家利益观 理论创新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洋溢着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时代特色。 

    一、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 

    在建国初期,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毛泽东提出了联苏抗美全方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势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对主要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这样一个艰难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从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现出来的是近乎于结盟的一种做法。这样做法受冷战思维的作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分歧的表面现象掩盖了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有时国家利益要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国在较长时期里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发展。对于这样一种做法,邓小平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自设障碍,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他抛弃了冷战思维方式,开始从国际和平和国内发展的高度分析和思考问题。他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 这就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二、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强调国家的经济利益,把它作为新时期主要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次序性的,是不断发展的。在特定时期,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政策维护是有轻有重的,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邓小平坚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既继承了毛泽东时期的注重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观点,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了毛泽东的观点。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主权丧失独立,在百余年时间里任人宰割,国家利益被西方列强践踏无遗。饱受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异常敏感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主权获得独立,但同时面临着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和干涉。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对待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思想,认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 1982年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铁娘子”提出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用香港主权交换香港治权等。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同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认为国家利益的次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包围,60年代又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加之国内领导人极“左”思想的泛滥,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严重,安全利益自然成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主要考虑。甚至出现一味注重安全利益而忽视国家经济利益的现象,致使中国忙于“备战”,错失了一段发展经济的良机,而且造成了中国长久的封闭状态。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外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开始减弱,而中国内部随着“四人帮”的粉碎,文革的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路线的终止,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明确提出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发展才是硬道理”。 

    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并赋予国际主义新的内涵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它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国家利益思想中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将二者结合的同时,更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二

者的统一点主要放在自身的发展上。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新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方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1952年周恩来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 但在当时,由于我们在国家利益上的许多看法都受苏联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一些关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推进“世界革命”的愿望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帝、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应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同时毛泽东也批评了斯大林过于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把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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