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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邓小平对我党执政合法性转型的探索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实际上,邓小平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意识形态转型、领导权威重构等多方面探索了我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并取得极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的功绩,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是,十年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实现党执政的合法性转型,达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做出了全方位的思索与探索。 
  
  一、转换执政绩效观念: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①]邓小平总结以前的历史教训,指出“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因此,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③]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④]“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得,不开放也不行。过去二十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下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归”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认识太深刻了。”[⑤]“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⑥] 
  
  执政的合法性,其实就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与拥护。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他认为,“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⑦]“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⑧]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是对的。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⑩]在9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⑪]“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基础。 
  
  二、调整意识形态取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将意识形态当作了根本政治合法性基础。在“文革”中甚至发展到极端,被“四人帮”利用而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因此,在政治合法性转型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⑬]“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⑭] 
正确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左”和右的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⑮]“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⑯]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个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⑰]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⑱]“实行开放必然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⑲]“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思潮。……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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