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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基本特征

时间:2006-11-26栏目:邓小平理论


【摘 要 题】哲学思想
【关 键 词】邓小平/变通/思维方式/原则性/灵活性
【 正 文】
  世间万物都具有变动不居的本性。这种本性要求认识主体在把握事物的时候,必须根据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而变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不能死守常规,呆板处事。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能自觉根据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从不固守某种过时的理念和模式。因而,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能与时代合拍,与历史合流。他的这种变通思维在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至,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
    一、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和策略,果断地抛弃那些过时的原则和模式,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真正做到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在战争年代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指挥作战时,从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原则,而是敌变我变,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与刘伯承一起,打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胜仗。
  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发挥得更为出色。他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提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时变更那些过时了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思想、观念和模式。他的这种通权达变、顺势而为的思维方式,多次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危难关头度过难关,化险为夷,使社会主义历史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他关于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判断的转变;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关于思想战线斗争重点的转变;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等,都是变通思维方式的产物和结晶。
  邓小平的变通不是无目的的变通,也不是无根据的变通,而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现状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变通,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首先,事物发展的纵向历时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发展呈现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特征。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未来是现在发展的趋势。事物在不同的发展时段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性状。认识世界,归根到底就是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改造世界,就是根据事物的特点和规律赋予人的主观影响,使“自然世界”变成“人化世界”。达到这一结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态势,确立科学的目的、意图和计划,使主观愿望符合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在某一发展时段内,事物的根本性质可能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必然会有性状改变的量的积累。这也要求我们的思维和认识在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量的或局部的调整,以预备和迎接事物可能发生的质的跃迁或突变,而不至于在历史转换时期束手无策。事物发展的历时性特点客观上要求人们的思维不能一成不变,应有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思想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1](第283页)。
  其次,事物发展的横向差异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同一事物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不仅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自然环境等,决定了事物在横向比较中具有极大的性质上的不平衡性。无视这种差异性,对大时空范围内具有明显差异的事物采用同一视野、运用同一方法、套用同一模式,就是一种人为的“统一”,就势必抹杀事物的个性,抑制和扼杀事物的生机和生命。对于这种不区分具体情况而采取“一刀切”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邓小平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曾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精神。也就是反对不分差别的削足适履的做法,主张因地制宜,变通行事。他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自己首先做出了表率。他在将中国纳入到整个世界体系中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从来没有抹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1](第265页)
  正是在这种变通思维的指导下,中国不断将国际上的先进东西内化于本民族的文明之中,形成了浓烈的民族气势和特色,展现了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但不为所制的发展风格。
  其三,事物发展的时空交错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的发展不仅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距离,而且呈现出“同时而不同速”、“同位而不同时”的时空差异及错综复杂的情势。如不同的地区同时进入某一历史时期,但发展速度却大不相同;处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由于发展起点不同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表现出了明显的“落后”与“先进”,甚至“原始”与“现代”等在时间标示上的“落差”。有的地方不仅发展起点低,而且在空间位置上也不占“天时地利”,在发展上就更显得吃力费劲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复杂性更要求人们具有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变通思维,对特殊的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否则,就会使已有的差距无限拉大,造成对系统整体发展的伤害,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邓小平在考虑党和国家的政策时,总是体现出区别对待的特征。他要求不同的地区都要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能发展快的就不要人为地限制,没有条件发展快的也不能拔苗助长,都应该量力而行。这是变通思维的生动体现。
    二、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于认识和行动之中,真正体现出“刚”“柔”相济,“针”“绵”互补,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二个基本特征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刚”和“针”指的是原则性,“柔”和“绵”指的是灵活性。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邓小平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非常重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他看来,没有原则性,就失去了大局观念,失去了纪律性,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但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会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就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就难以跟上形势的发展。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邓小平认为,坚持原则性,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人格和觉悟。坚持原则性,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党性观念上。他严肃地指出:“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2](第2页)
  他对那些党性不强的干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2](第177-178页)
  可见,没有党性,就没有原则性。
  讲原则性就要服从大局,有大局观念。不服从大局,就无原则性可言

。中国的大局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大局下行动,不管以何种理由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都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
  原则性还表现为纪律性,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没有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评头论足,就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一个党如果没有纪律性,就是一盘散沙,就没有战斗力,就无法带领人民完成历史的重任。因此,邓小平十分严肃地指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2](第366页)
  对原则性有着深刻理解的邓小平,一向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即使在遭受政治打击、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在原则问题上也毫不妥协让步,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胸怀和豪情。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持四项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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