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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及其争辩：一种思想性的梳理
“虚无主义”及其争辩：一种思想性的梳理作者/杨丽婷
【摘要】虚无主义作为重要的哲学问题，与现代性、人的当下生存紧密相关，是现代化进程中须直面的重要问题，论文结合史实性与思想性关系，首先梳理了众多思想家关于虚无主义的内涵、形式和历史的相关争辩，尤其着重分析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海德格尔三位大师关于虚无主义的洞见和争辩，展示了历代思想家对虚无主义问题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并总结了海德格尔之后关于虚无主义争辩的四大路向：1．海德格尔的弟子们对其导师的解释与发展；2．主张回归古典的施特劳斯对虚无主义的诊断；3．后现代主义者对虚无主义的理解；4.批判理论在批判基础本体论的基础上对虚无主义的阐释。
【关键词】虚无主义；争辩；价值；存在
中图分类号：B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2）03-0008-09
引言
海德格尔在《尼采》的开篇即申明：对尼采思想的解释即是他与尼采之间的争辩①。而虚无主义作为尼采哲学的核心问题②，自然成为海德格尔与尼采争辩的焦点。对此，海德格尔也确实不惜笔墨。《尼采》一书及《林中路》中的“尼采的话‘上帝死了’”都反复争执于虚无主义问题。在争辩中，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解释，这使得原本就涵义模糊的“虚无主义”成为后继者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虚无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深刻危机，不管是尼采所认为的人的心理学选择，还是海德格尔所认定的现代性宿命，这都是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所必须直面的问题。此外，从其最广泛的意义来看，虚无主义就是认为生命没有意义，因而虚无主义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它更首先关涉到人的生存大事：如果生命本身没有意义，那么生存的动力与目的何在？再次，虚无主义在19世纪中期与俄国革命的紧密关联，虚无主义在20世纪与法西斯主义的牵扯，这些现实的历史都要求我们严肃地审视虚无主义问题。而如果虚无主义是现代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那么是致力于建构崇高价值赋予生命意义还是任凭低俗价值对崇高价值的僭越与蚕食，这是所有参与到现代性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所必须正视的问题。因而，从理论上梳理虚无主义问题，势在必行。
诚如刘小枫所言：“思想家之间的思想关系有两种情形：一是两位思想家在生平史上实际发生过的思想影响；二是纯粹思想性，而非史实性的关系。”以问题为核心，纯粹思想性的关系照样足以构成思想间的争辩，因此，本文在梳理关于虚无主义的争辩时，将不拘泥于史实性的争辩界线，而纳入纯粹思想性的争辩。
一、什么是“虚无主义”？
（涵义、形式及历史）
“虚无主义”（nihilism）一词来源于拉丁词“nihil”，意指“无”（nothingatall）。《牛津哲学词典》对“虚无主义”的解释是：“一种主张‘无’，不效忠于任何国家、信仰或个人，没有目标的理论立场。该命题被误指为所有不认同某种特定信仰与特定绝对价值的人。”①《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这样解释“虚无主义”：“一种主张没有可信的东西和没有有意义的区分的理论。”②维基百科的解释则是：“虚无主义作为哲学意义，认为世界、生命（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目的以及可理解的真相及最本质价值。与其说它是一个人公开表示的立场，不如说它是一种针锋相对的意见。”③
由此可见，“虚无主义”一词的涵义混杂，而其形式更为多样。《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把虚无主义的形式概括为：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认为世界和人生没有我们假定它们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认识论的虚无主义，坚持没有任何知识是可能的；伦理的虚无主义，提出不存在任何能为绝对的道德价值辩护的基础；政治上的虚无主义，建议任何政治组织必是腐败的。④而维基百科（英文）则指出，更为普遍的虚无主义形式是生存论上的虚无主义，主张生命不具有客观意义、目标或内在的价值。⑤卡尔（KarenCarr，TheBanalizationofNihilism）把虚无主义的形式区分为五种：认识论的虚无主义；真相论（ale-thiological）的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虚无主义；伦理或道德的虚无主义和存在论或价值论的虚无主义。斯洛科姆（WillSlocombe，Nihil-ismandtheSublimePostmodem，：The（Hi）StoryofaDifficultRelationshipFromRomanticism，toPostmod-ernism）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三种形式：神学的虚无主义、政治的虚无主义和语义学的虚无主义。
关于虚无主义的历史，同样争论甚多。古德斯布洛姆（JohanGoudsblom，nihilisman，dculture）考察了虚无主义的最早使用记录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原本是个辱骂性的词语。在虚无主义未流行之前，虚无主义者主要指那些行为和意见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那些希望幻灭的知识分子。坎宁安（Cunningham，Gene-alogyofNihilism）以“无”的逻辑重新阐释西方哲学史，把普罗提诺、艾维森纳、邓·司各脱、奥康威廉、斯宾若莎、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和德勒兹都纳入虚无主义的理论范围内。与坎宁安不同，吉莱斯皮（MichaelAllenGillespie，NihilismBeforeNietzsche）区分了“虚无主义”与“显言的虚无主义”，前者指从十四世纪的唯名论对上帝的重新理解开始，从笛卡尔到费希特、德国浪漫派、叔本华直至尼采的哲学传统。后者指的是直接使用虚无主义这一命题进行论述，包括尼采及其后继者。按照斯洛科姆的评价，吉莱斯皮对虚无主义的历史梳理属于编年史方式，这种方式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展示了概念的时代变化。如吉莱斯皮自己所言，这是在“重述现代性的故事”，因而难以避免宏大叙事的指责。而坎宁安和古德斯布洛姆的梳理则属于谱系学的方式。这种方式把不同形式的虚无主义理论纳入一个松散的家谱中，尽管可以避免对虚无主义的历史作单线的考察，却要冒着将虚无主义的理论范围过分扩大的危险。综合编年史和谱系学的方式，斯洛科姆把虚无主义的历史追溯至古希腊的高尔吉亚。这源于高尔吉亚的著名命题：无物存在；若有外在于个人的任何事物存在，它则永不可知；若有可知的事物存在，个人则无法与他人交流其存在。
由此可见，关于虚无主义的历史，众说纷纭，尚未盖棺定论。但毋须争论的共识有四点：
1．最早在哲学上使用“虚无主义”一词的是德国宗教哲学家雅各比。1799年，雅各比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费希特的先验唯心论为虚无主义。
2.19世纪60年代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兴起，随着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的问世，虚无主义开始流行。屠格涅夫通过其主人公巴扎罗夫，表述了虚无主义的含义：“虚无主义者是那些不向任何权威低头、不接受正面原则的人，无论这些被坚持的原则受到多大程度的尊重。”
3．不管我们将虚无主义的历史追溯至高尔吉亚、普罗提诺、还是十四世纪的唯名论，以尼采为界，尼采之前，虚无主义并不是亟需治疗的重症也不是须奋力驱逐铲灭的妖魔。正是尼采，赋予虚无主义恐怖的色彩，并引发后继者纷纷重新界定虚无主义，并找寻克服虚无主义的种种路径。而尼采之后的“虚无主义”皆与现代性紧密相关，大多时候，它被视为现代性的危机而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
4．将虚无主义作为哲学问题进行著书论述并最具开创性的哲学家是克尔凯郭尔①、尼采和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论述了虚无主义的早期形式——个性的夷平（levelling）；尼采把虚无主义作为其哲学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并将克服虚无主义作为终身己任；而海德格尔更甚，使虚无主义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虚无主义问题进行根本性地转变。事实上，更核心的争辩正源发于这几位思想大师之间。
二、尼采与克尔凯郭尔的争辩
1．克尔凯郭尔论虚无主义
克尔凯郭尔是第一位在哲学意义上论述过虚无主义形式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生活在一个普遍的生存处于崩溃状态的时代——1840年社会运动正处于激进的开端，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主义走向衰弱，受到叔本华、后期谢林等的批判，而黑格尔主义内部也出现分裂解体。动荡的外在世界，普遍意义的丧失，这都为个体生存提供反思：朝向自身，面对自己赤裸裸的当下存在；面对世界的虚无，置身虚空。这也正是身处丹麦，受欧洲和德国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克尔凯郭尔所做的选择。对克尔凯郭尔而言，虚无主义直接源于个体生命的无意义，这种无意义源于个性的夷平：
最严重的夷平如同死亡的静寂，在这种死亡的静寂中，一个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如死亡般的静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穿透它，在其中，一切都沉没，无力。一个人能够面对反抗，却不能面对这种夷平的过程。因为反抗能够使他成为领袖且可以免于被夷平。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在他的小小圈子里参与进这种夷平，但夷平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对个体性的抽象的征服。②
个性的夷平，作为现实的生存状态，表现为反讽、厌倦、沮丧、焦虑和怀疑。具体的个体生存状态与虚无融为一体。面对这种虚无状态，要么怀疑（非此），要么信仰（即彼）。
简言之，克尔凯郭尔发展了个人的虚无主义生存概念，而克服虚无主义的希望就在于基督教的信仰：
真正作为绝对存在的是超越理性思维和逻辑的上帝。每一个人的真正存在和自由是在上帝面前的存在和自由，它们的获得不是依靠理性和逻辑，而是依靠人与上帝的直接（没有中介）接触，即个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上帝的内心体验，或者说作为可能性存在的人自主和自由地趋向上帝的活动。③
按照洛维特的评价，个人的虚无主义生存概念是与普遍性对立的概念，尽管他赋予了个人以普遍的意义。克尔凯郭尔在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对立中，获得了个人虚无主义立场。而在这方面，克尔凯郭尔并不是特例，而只是一个典型。在施蒂纳的“唯一者”中，在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中，社会一政治世界都作为纯粹的“群众”和“大众”得以反映。更为重要的是，克尔凯郭尔这种反政治意义上的个人立场，目的在于论证“一种基督徒的生存”④。
2．尼采论虚无主义
如果说克尔凯郭尔从个人的生存体验出发触碰到虚无主义问题，而三十多年后的尼采则把虚无主义作为其哲学核心问题进行论述。在其遗稿《权力意志⑤——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中，关于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克服可简述如下：虚无主义指的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①目的的缺失，“世界呈现无价值的外观”在于“上帝死了”，上帝所代表的最高价值禁不住考察，它们只是人的“心理学的需要”：
“另一个世界”，这种观念来源如下：——哲学家虚构了一个理性世界，在适于发挥理性和逻辑功能的地方，——这就是真实的世界的来源；——宗教家杜撰了一个“神性”世界——这是“非自然化的、反自然的”世界的源出；——道德家虚构了一个“自由的”世界——这是“善良的、完美的、正义的神圣的”世界的源出。
创造了“另一个世界”的，是厌世本能，而非生命本能。结论：哲学、宗教、道德乃是颓废的象征。②
因此，虚无主义的本质就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也即超感性领域的崩溃。这一贬黜和崩溃过程是西方历史的必然的现实的运动，是欧洲特有的现象。此外，尼采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虚无主义：消极的虚无主义与积极的虚无主义。消极的虚无主义与悲观主义有一定的关联，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积极的虚无主义则是精神权力提高的象征，是“强力意志”，它直面惨淡的现实，打破现有的价值秩序，重估一切价值，构建新的价值秩序。强力意志正是克服虚无主义的希望。
3．两者的争辩之处
尽管尼采与克尔凯郭尔之间并无任何史实性的关系，但在虚无主义问题上，两者构成了纯粹的思想性关系。这种纯粹的思想性关系，内含着三个基本的争辩，并成了后人争辩的主要来源之一。
首先，1840年的克尔凯郭尔将基督教信仰作为克服虚无主义的希望，而三十多年后的尼采却认为，恰恰是基督教及其道德体系构成了虚无主义的历史源头。洛维特注意到了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这一争辩：
与基尔克果不同，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不是重新召回基督教信仰的绝望前提；相反，虚无主义是在那种信仰的崩溃中获得创造性进步充满希望的前提，唯此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达到一种新的当下存在规定性，达到一种新的当下存在，超越意义和无意义。③
其次，按照莱茵斯特的解释，尼采的虚无主义指的是普遍的生命丧失意义，而不是个体生命意义的缺失④，那么，尼采与克尔凯郭尔的第二个争辩便在于：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个体生命的无意义（克尔凯郭尔），还是普遍生命的无意义（尼采）？对此争辩，海德格尔站在了尼采的立场上：“虚无并不是指一种对某个个别存在者的特殊否定，而是指对所有存在者、对存在者整体的无条件的和完全的否定。”⑤
最后，克尔凯郭尔把虚无主义的本质理解为个人的伦理体验，尼采却把虚无主义的本质指证为西方历史上的现实的历史运动。在此，尼采又获得了海德格尔的支持：“虚无主义是一个过程，是最高价值贬黜、丧失价值的过程。”⑥
此外，如所罗门所言，“虚无主义是问题，而强力意志是问题的答案。……基于强力意志，尼采把虚无主义作为接受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秩序的基础。”⑦强力意志摧毁的是压制生命保存和提高的价值秩序，代之以促进生命保存和提高的新的价值秩序。那么，强力意志能否克服虚无主义？压制与促进的标准何在？谁来评判？这些问题引起了尼采的后继者尤其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关注和重视，并引发了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一番激烈争辩。
三、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争辩
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本质及克服的表述非常明确：与虚无对应的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西方形而上学追问的是存在者，却遗忘了存在。因此，虚无主义本质上即是存在的遗忘，也是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内在逻辑。克服虚无主义的途径就在于追问存在，使存在进入“无蔽领域”。
这种对虚无主义本质的理解及克服路径显然大异于尼采，如海德格尔所言，这是他与尼采的争辩，而“争辩乃是真正的批判”。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所内含的争辩与批判可归纳如下：
1．价值与存在之争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虚无’和nihil是指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从而是一个存在概念，而不是一个价值概念。”①因此，对虚无主义的思考，应着眼于存在的角度而非尼采的价值角度。尼采这种价值视角是由强力意志所决定的：一切压制生命的保存和提高的道德价值秩序都应被摧毁，代之以促进生命的保存和提高的道德价值秩序。因此，“尼采仍然能够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出发，把柏拉图关于存在者的解释（即理念，因而也是超感性领域）解说为价值。在这样一种解说中，自柏拉图以降的所有哲学都成了价值形而上学。……这种从价值思想角度来进行的对一切形而上学的解释乃是一种‘道德的’解释。”②
从价值角度思考虚无主义、解释形而上学的后果即是尼采不仅不能穷尽虚无主义的本质，而是仍然站在西方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把这种传袭千年的虚无主义发展到了极致。由此，尼采成了“最后一位西方形而上学家”。
在海德格尔看来，价值始终是对存在者的描述，而存在才是对存在者本身的解释。只有从存在角度理解虚无主义，才能触摸到虚无主义的本质。这样的视角根源于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主张：“什么是存在者”只是哲学的主导问题，而“什么是存在”才是哲学的基础问题。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直至笛卡尔的传统形而上学用种加属差的范畴解释世界，将世界当作现成的存在者的总体，这种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导致以存在者遮蔽存在：“人类的逻辑致力于把照面之物变得相同、持存、一目了然。存在、真实、逻辑所‘确定’（固定）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假相……真理，亦即真实存在者，亦即持存者、被固定者、作为对当下某个透视角度的固定，始终只不过是一种已经达到支配地位的虚假状态，这就是说，它始终是缪误。”③海德格尔认为，与范畴相比，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此在更接近本真世界的存在。尼采把存在肯定为最基本的事实（即强力意志），仍然在存在者的层面上思考问题，这样的“固守”恰恰阻碍了其通向虚无主义本质之路。后果即是：一方面，尼采仍旧沿袭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在这个意义上，他仍然是一位形而上学家，另一方面，“在他的思想中，也是不可能产生有关存在本身的问题的。‘存在’是一种价值。‘存在’说的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持存者。”④因而，在尼采的哲学中，存在依旧被存在者遮蔽着，虚无主义的问题以更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
2．对“现实的历史运动”的理解之争
海德格尔与尼采皆把虚无主义理解为西方历史的“基本事件”，是现实的历史运动。这也是两者针对克尔凯郭尔时的共识：虚无主义不仅仅是个人的体验，更是现实的历史。然而，价值与存在立场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对这一“现实的历史运动”内涵理解的差异。尼采将这一现实的历史运动解释为肇始于柏拉图主义的超感性领域的崩溃。因为超感性领域作为“心理学的幻想”否定活生生的真实的生命，是强力意志所需要摧毁的旧的价值秩序。而海德格尔在对尼采的“价值”立场进行批判后，从存在的角度把这一现实的历史运动理解为形而上学逐渐主体化的历史。这种主体化历程肇始于笛卡尔，至尼采处达到顶峰。笛卡尔以自我确证的主体为标准衡量实在，至尼采处，真理与存在只与“无限制的主体”为持存和增强意志的需要有关，人与实在的关系演变为强力意志对实在的“估价”。由此，形而上学的历史即是存在被遗忘的历史，本质上，它就是虚无主义的历史。
与尼采一样，海德格尔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虚无主义，即本真的虚无主义与非本真的虚无主义。本真的虚无主义指向存在的退隐的事实，它肇始于形而上学历史的发端，并延续至今。本真的虚无主义，即存在的退隐，使其他形式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统称之为“非本真的虚无主义”）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尼采不仅是“形而上学家”而且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其哲学正是“非本真的虚无主义”的形式之一，也即，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反倒成了虚无主义的完成。
换言之，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是现代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源于人的“心理学的需要”。这是人的一种“幼稚性”的体现。按照邓晓芒先生的分析，尼采把这种“幼稚性”归因于某种偶然性，而海德格尔则把它视为存在的“命运”，是内在于现代性进程的必然结果。
3．克服虚无主义路径之争
争辩1与争辩2决定了尼采与海德格尔在克服虚无主义路径上的必然争执，即“重估一切价值”与“追问存在”之争。如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尼采从价值角度出发，把克服虚无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强力意志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创建符合生命意志的新价值秩序，这种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案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促进问题的深化，成为虚无主义的完成。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从存在角度深入虚无主义，才能洞察其真正本质，即存在在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上的隐而不彰。对存在的遮蔽是内在于现代性的本质危险，但危险本身即蕴含着救渡之希望。这种希望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转向”，即对存在的追问。追问存在所采取的方式不再是主客二分的理性认知方式，而是“运思”和“作诗”的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是人对存在的顺应与关注，它表现为对物的“泰然任之”和对神秘的“虚怀敞开”。按照张祥龙先生的分析，这与中国哲学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和“知其白守其黑”具有诸多契合之处。①
从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争辩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理解从伦理一价值层面转向本体论（Ontology）层面，这是两者在虚无主义思想上最根本的差异，也是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理论最大的发展。虚无主义从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指生存没有意义，也即普遍的生命本身没有意义②。为何没有意义？尼采的观点是：构成生命意义的价值体系出现问题了，为了寻获生命的本真意义，需要打破这些压制、否定生命的价值秩序，重新建构符合生命发展的新的价值秩序。承担这一伟大使命的是超人的强力意志。毫无疑问，这是从伦理一道德层面思考虚无主义。按照后人的评价，伦理一道德层面的虚无主义是将生命意义的寻获寄托于一种“无限制的主体”③。一方面，极端的主观性最大限度地弱化了价值和意义的客观性，并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尼采的学说在纳粹德国受到法西斯的接纳和利用便是这一理论危险的现实写照。另一方面，“无限制的主体”实质上是代替了基督教上帝的位置，成了价值评判的标准。诚如尼采所批判的，人的本质和自由在此岸世界无法实现，只能在上帝所存在的彼岸世界才有可能，那么，尼采所塑造的超人照样使得芸芸众生无法企及。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意义照样处于“虚无”状态。这也是许多尼采的后继者所批判的，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反倒成了虚无主义的完成。而海德格尔所做的尝试是，从本体论的层面思考虚无主义。意义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主体的主观性评估，而是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意义源于实在从遮蔽中显示出来，达到无蔽状态。人在其中，并不受某种超感性东西的凌驾和压制，人只是回应自然、实在的“召唤”，使存在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进入无蔽领域。在海德格尔看来，揭示被遗忘的存在，彰显存在的可能性，是克服虚无主义的有效路径。
然而，根据邓晓芒先生的分析，虚无主义问题本身即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海德格尔试图通过摒弃价值因素追问存在来克服虚无主义，结果只能陷入两难之境：要么重陷主体性形而上学和价值论之泥潭，要么否定语言，对一切沉默不言。这两种情况同样是虚无主义。①这也正是后人所一致认为的，海德格尔在生存论视角上思考虚无主义所面临的困境。
2．从结论1可以看出，如果在伦理一道德层面上思考虚无主义，那么虚无主义就只是西方历史的一个“基本事件”，是历史发展的一种“症候”、“特征”；而若从本体论层面上思考虚无主义，这就使得虚无主义问题成为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换言之，前者只是现代性的危机之一，而后者意味着危机本身。“症候”／“特征”与“内在逻辑”所喻示的是：“症候”是可以被治愈的，“特征”是可以有所改变的，也即，虚无主义的问题尽管严重、可怕，但解决的希望仍在，毕竟它只是“人的心理学的需要”，而非内在于人性之中；而“内在逻辑”意味着的是，虚无主义的历史等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等同于现代性的历史。因为虚无主义源于理性认识方式对存在的遮蔽，这种认识方式把一切实在——包括人自身——都解蔽为“持存物”，而遮蔽了实在在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虚无主义的历史即是现代性历史本身，虚无主义是人类的“命运”。
但问题在于，规定性认识是所有认识的起始阶段，而人的受动性和有限性也决定了规定性的必然存在，同时，有所规定必然有所否定，由此，任何一种解蔽都无法穷尽所有的遮蔽，遮蔽必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虚无主义内在于人性中，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一种无法避免的宿命。这展露出了海德格尔理论的内在矛盾：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成了虚无主义的表达。
此外，把虚无主义理解为人类的命运，这内在蕴含着危险。它以近乎完美的方式为现存的社会秩序辩护，顺应现存的一切，甚至倾向于为恐怖和毁灭性的灾难“辩护”②。这种理论倾向和海德格尔在纳粹问题上的暧昧关系紧密。它使得海德格尔在面对纳粹毫无人道的血腥屠杀时保持了所谓的“高贵的沉默”。而这种“高贵的沉默”究其本质是一种更为严重的虚无主义。
四、海德格尔之后的争辩
如前面所提到的，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争辩引发了后人对虚无主义问题的空前关注虚无主义的内涵、形式和历史不断为后继者重新解释和发展。对虚无主义的本质及克服的争辩之源在于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海德格尔三位思想大师之间的跨时空对话、而海德格尔在与尼采争辩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尤其海德格尔理论的内在矛盾——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成了虚无主义的表达——引发后继者新一轮的争辩，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虚无主义。关于这些争辩，可大致归纳为四大路向：1．海德格尔的弟子们对其导师的解释与发展；2．主张回归古典的施特劳斯对虚无主义的诊断；3．后现代主义者对虚无主义的理解；4．批判理论在批判基础本体论的基础上对虚无主义的阐释。在此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相关洞见，只能择其代表性的观点概述之：
1．如沃林所言，“在希特勒独揽大权以及海德格尔同纳粹政权短暂的——然而是串通一起告发他人的——共谋之后，他的‘弟子’竭力用将海德格尔哲学化的办法来抵抗海德格尔，借此希望挽救能够被挽救的东西，同时所有弟子都千方百计地摆脱他们的导师长期的强有力的影响。”③总体上，海德格尔的弟子们皆认同其导师对尼采的判断，即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反倒成了虚无主义的完成。有意思的是，他们也一致批判，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也成了虚无主义的表现，尽管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都不同。
以洛维特为例，他从基督教的救赎世界与世俗的历史世界的内在联系，展示了虚无主义的基督教源头。通过对历史观、上帝观及人观史的审理，洛维特得出结论，现代历史观在德国近代思想中处于核心位置。“历史哲学的出现，表明思想已不再信赖自然宇宙的理性或上帝之国，而是信赖时代精神、‘未来之轮’、‘历史的命运’。”①但问题是，如何在现代性处境中获得个体生命的意义？历史的进步观取代了古代的世界秩序观，这成了“虚无主义的基因”。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与虚无主义紧密相关：“虚无主义就是时代精神，它的另一种表述法即现代性思想危机。这一危机体现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三个层面，其症候性思想家分别是马克思、尼采和基尔克果。”②
在虚无主义与现代性关系上，罗森并不认同其导师洛维特甚至海德格尔的观点。罗森将虚无主义理解为理性与善的分离。虚无主义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源于“以往的一系列特殊的哲学决定”，因此，虚无主义本质上是“恒久的人类可能性”，而非内在于人性之中，由此，虚无主义是一种长期的潜在的危险，而非人的本质危险。在这个意义上，虚无主义无法一次性地根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将表示为不同的形式。③从罗森为理性辩护的动机出发，缓解虚无主义的问题就是回到柏拉图传统中，保持诗与哲学的张力关系。
与罗森持类似观点的是吉莱斯皮。他将虚无主义的起源解释为理性与启示的关系的断裂，并批判尼采未能抓住虚无主义的本质，因此也未能体现出它的真正意义。实质上，尼采所表述的“欧洲虚无主义”并非宗教信仰的丧失，而是建立于理性（reason）与启示（revelation）之间关系的断裂。这一断裂源于十四世纪唯名论对上帝的重新理解：上帝作为全能的神圣的意志，不受任何理智关于善的观念的限制。意志逐渐分离于理性，理性取代意志的地位，这就是欧洲的虚无主义过程。在思想上，它表现为从笛卡尔到费希特、德国浪漫派、叔本华直至尼采的哲学传统。因而，解决虚无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重建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关系。
此外，海德格尔的另一位杰出弟子约纳斯同样把虚无主义视为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他通过对古代虚无主义（即诺斯替主义）的研究发现了其与现代虚无主义极大的类似性：两者都表达了严重的意义危机，导致深刻的无家可归感。由此，生存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只剩下人类主体性的严重自我膨胀。约纳斯认同其导师对虚无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但发现了其老师理论中的内在伦理真空。这种伦理真空导致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成为现代虚无主义的最有力表达。由此，约纳斯强调恢复自然的伦理原则，以此恢复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克服虚无主义。④
2．作为洛维特的好友，施特劳斯同样从现代性的角度思考虚无主义的本质。他将虚无主义局限为德国现象，本质上是对现代文明本身的拒斥，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因为一位虚无主义者便是知晓文明原则的人，哪怕只是以一种肤浅的方式。一个单纯的未开化者、野蛮人，并不是虚无主义者。”⑤他把海德格尔的思想看作激进的历史主义，这种激进的历史主义是极端的虚无主义，而极端的虚无主义的实践结果就是盲目的蒙昧主义，唯一的希望是返回到前现代的德国传统中：“在一个全然朽坏的时代，唯一可能的诊治是摧毁朽坏的整座大厦——‘dasSystem’［系统、体系］——回到未曾朽坏、不可朽坏的源头，回到潜在而非现实的文化或文明状况：纯粹潜在的文明或文化阶段”。⑥
3．按照韦勒的评价，罗森对现代虚无主义的批判产生了一种新的虚无主义理解：虚无主义是一种自我消解的哲学立场。这种自我消解性亟需抵制。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是站在后现代立场上的斯洛科姆。他认为这种自我消解性具有积极的解放力量，能够将我们从哲学和政治的基础主义（按照斯洛科姆的看法，罗森的柏拉图主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拯救出来。斯洛科姆的观点以“无的哲学”为基础。他认为，虚无主义必须矛盾地存在于哲学和文化当中，对它的根除将引来一种新的基础主义，一种可能比已发生的第一次启蒙运动更具有毁灭性的新启蒙运动。对虚无主义的重估必须先在虚无主义内部进行严格的区分：即“现代虚无主义”与“后现代虚无主义”。历史上的虚无主义（从古希腊到启蒙时代）都可以归于“现代虚无主义”范畴内。其本质在于对存在者的拒斥。它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无，除了虚无主义，别无其他可存在。历史上的虚无主义由宗教转到政治，至尼采时，才转向哲学。而“后现代虚无主义”的本质在于自我反思和解构，它割裂了与历史上所有的虚无主义的联系，不仅反对整个西方文化传统，而且反对自身。斯洛科姆批判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理解仍然是外在的，尚未进入其核心，因其仍囿于“现代虚无主义”领域内。在此区分的基础上，他赋予后现代虚无主义重要的伦理性：通过其自身的反思性和消解性达到绝对的他异性。
4．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理论在对基础本体论批判的基础上关于虚无主义的争辩。这是关于虚无主义问题争辩的一大思想资源，至今却未得到足够重视。作为批判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者，卢卡奇把虚无主义等同于存在主义，它作为一种哲学运动肇始于克尔凯郭尔，至萨特，包括尼采和海德格尔。卢卡奇所理解的虚无主义本质在于对客观实在的否定，将世界简化为纯粹的主观性。而现代主义者卡夫卡是最极端的虚无主义者。他所表现出的现实感的丧失的极致，被卢卡奇称之为“无的超验”：上帝作为终极的实在，由无取代。按照这种理解，虚无主义的缘起就不是宗教或哲学，而是社会经济：“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失望与焦虑，怀疑与自厌都是知识分子必须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发性产品。”①现代主义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鲜明的二分对立主导了卢卡奇对虚无主义的分析，而这也决定了其与阿多诺的论争。卢卡奇所谴责的那些现代主义者正是阿多诺所赞扬的②。与卢卡奇不同，阿多诺相信，艺术是一种否定性的知识形式，它可以通过美学形象为我们指出和解主体和客体的方向，这种和解将不再由同一性原则所主导。在此需要补充的是阿多诺与海德格尔的争辩。阿多诺同样是以批判者的角色进入虚无主义问题领域的：
但它击倒的却是它自己搭起来的稻草人。“一切皆空”这句话像“存在”一词一样空洞，……克制的行动、甚至虚无主义的行动——连同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它的意思是不同的，但都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口号——总是比它们克制的东西更糟糕。③
在此，阿多诺丝毫不掩饰他的嘲讽，海德格尔与尼采一样，试图克服虚无主义，却带来了更严重的虚无主义。根本的原因在于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用阿多诺的术语来讲，“独裁的实存”——本质上也是抽象，因为它未经反思和中介，“虚无是抽象的顶点，而抽象是可恶的事情”③。存在论以虚假的差异走向一种伪装的“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并没有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基础本体论造成了更严重的虚无主义。
结语
借用海德格尔之言，“争辩是对某位思想家的真实评价的最高的和惟一的方式。因为它能够沉思思想家的思想，并且能够深入追踪思想家的思想的有效力量——而不是追踪其弱点。这种沉思和追踪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我们自身通过争辩而对思想的至高努力保持开放。”⑤因而，对虚无主义及其相关争辩的梳理，重要的不是得出某一确定性的结论，而是澄清该问题所内含的争执，并通过这些争执，保持思想的开放，拓展出新的思想园地，为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当代中国提供前瞻性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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