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范文先生网 >> 行政管理论文 >> 哲学理论论文 >> 正文

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

时间:2012-7-30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
  
  【摘要】孔门弟子仲弓是一位久被忽略的大儒,通过对上博竹书《仲弓》的分析,可以更加真切地认识仲弓之儒的政治思想与德刑观念。而这与《苟子》中所推尊的子弓正相符合。仲弓之儒应该是苟子一派的学术渊源所自。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孔门弟子仲弓及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逐渐凸显出来。
  
  【关键词】仲弓;上博竹书《仲弓》;苟子;子弓;儒分为八
  
  中图分类号:B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2)03-0100-08
  
  韩非在《显学》篇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儒分为八”的学术史命题:“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这一说法影响巨大,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人们讨论先秦儒家学术史的重要范畴之一。不过,我们发现,韩非的这一说法并不能涵盖或囊括先秦时期儒家分化的全部内容。如果以此来考察先秦儒学史,将会使我们忽视很多重要的学术信息,无法真切全面地认识先秦儒学的面貌。且不论韩非所谓的“八儒”所指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仅就其所遗漏的诸如曾子之儒、子夏之儒、子游之儒及仲弓之儒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儒家学派,而其中仲弓之儒尤属非常重要却久被忽略的一脉。
  
  我们通过对传世文献如《论语》《孔子家语》和简帛文献如上博楚竹书《仲弓》等的综合分析考察,可知仲弓是一位被儒学史忽略的大儒,他在先秦儒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孔门之中地位卓绝,而且还开创了仲弓之儒,并影响了后世的苟子一派。换句话说,在韩非子所谓“八儒”之外,我们还应该格外重视“仲弓之儒”,并重视“仲弓之儒”与“苟氏之儒”的思想学术关联。本文试就此予以申论,希望能够在前贤时彦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厘清其中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推进先秦儒学史的研究。
  
  一、上博简《仲弓》所见仲弓之儒及其思想特征
  
  传世文献中关于仲弓这位孔门重要弟子的资料并不多,惟有《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中的几则资料可资探讨。不过,从《论语》中可知,仲弓名列孔门“四科”之德行科,与颜子、闵子骞并称,尤其是孔子曾经赞誉其“雍也可使南面”,这是极高的赞扬之辞,可见,仲弓不仅有德行,且有治世之才。《家语·刑政》篇和《孔丛子·论刑》篇都记有仲弓与孔子就刑政问题的对话,从中可以了解到仲弓之所关心及其所受孔子之教。
  
  晚近问世的简帛文献有很多关于七十子的资料,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就有一篇有关仲弓的简文。上博简《仲弓》一篇,有自题“中弓”,共存28简,约520字,由于简文残损严重,很多宝贵信息已经无法获知,不过,即以现存简文而言,也足以与《论语》等相比勘,从中一窥仲弓之儒的思想特色①。李学勤、李锐等众多学者早已从文字释读、简序编联①、与传世文献的对应关系及思想学术史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虽然因为竹简残损严重,很多地方无法复原,因此众家之编联方案多不一致,不过该篇文意尚能大体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传世文献与简帛文献的比较与结合,对仲弓及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
  
  简文首先交代了仲弓与孔子对话的背景:“季桓子使仲弓为宰。”季桓子为鲁定公(公元前509-495年在位)时鲁国执政卿。孔子当时已经颇具声闻,其弟子也渐渐崭露头角,得到鲁国上层的注意。仲弓本人,在孔门之中以“德行”著称,但也颇具从政的天赋和才能,孔子称誉其“可使南面”,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仲弓一开始对出仕季氏颇感踌躇,故与夫子相商,提出:“季氏……使雍也从于宰夫之后,雍也憧愚,恐贻吾子羞,愿因吾子而辞。”这可使我们想起,《论语·雍也》篇所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仲弓与闵子骞同属孔门“德行”科高第弟子,虽然颇具从政才能,但是.却对仕于大夫之家表示犹豫,甚至谢绝。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受孔子之教,对于“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鲁国现状尤其是对季孙氏不满。但仲弓似乎不像闵子骞那样决绝,故当孔子劝勉一番之后,还是决定接受季氏宰一职。
  
  这里孔子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对于季氏使仲弓为宰一事,孔子表现得较为积极。这颇令人生惑。对于季孙氏,孔子是十分不满乃至痛恨的。《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记:“三家者以雍彻。子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既然如此,孔子为何又积极支持仲弓为季氏宰呢?罗新慧认为:“其中的关键原因可能在于孔子对于政治历史发展趋势的清醒分析。”②这无疑是知人之言。我们知道,孔子一生所栖栖遑遑者,就在于重建政治秩序,实现其“天下有道”的王道理想。孔子当然有其政治品格,绝不会苟且,他之所以被人描述为“丧家狗”,又自喻为“择木鸟”,正是其政治品格的表现,但是他更有着“无可无不可”的中庸智慧,有强烈的人世和淑世情怀。所谓“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正是这一信念的表达。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他奔走列国,虽然四处碰壁,却矢志不渝。他希望说动哪怕是昏庸的国君,贪婪的卿大夫,遵从其政治主张,改弦更张,实行教化,实现王道复兴。职是之故,他一方面对季孙氏等僭越周礼、破坏礼乐秩序的行为深表痛恨,严加谴责;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积极人世,利用各种机遇去改良之。因此,他不仅鼓励学生参与政治,出仕为官,而且自己也积极从政,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和大司寇,积极推行其政治主张。这就使我们理解,为何公山弗扰以费畔时召孔子,他还跃跃欲试?为何佛胖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依然意欲前往?然而这一点却令后儒颇为困惑,以至将之视为后儒的伪托。
  
  此时的孔子虽然尚未正式从政,但其为政思想却早已成熟。因此,当仲弓向其请教“为政何先”时,他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举罪,政之始也。”这一节可与《论语·子路》相关章节对读。《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显然,《子路》的记载不如《仲弓》翔实,语句顺序也有不同。《论语》缺少“老老慈幼”一条。而在简文中,孔子虽然提到了这一项,却没有展开。这可能是因为孔子对此经常强调、讲说,仲弓对此并不陌生,故云“若夫老老慈幼,既闻命矣”,因此《论语》也就没有列入。
  
  由于仲弓对后三项并不清楚,故有较为详细的问对内容。关于“先有司”,历代的《论语》注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以为是为政不应事必躬亲,应先任命或命令有司治理具体事务;有的则解作为政应先举贤才为有司;有的认为其意当是指有司当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之意;有的则认为是为政应以择有司为先。众说不一。而简文的出现,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信息。不过,因为对简文的编联不同,其理解也存在差异。晁福林先生以为:“先有司”是指应当顺从民意以选拨有司①。我们以为当以简8+简22+简14+简9的方案编联,因此全句应该是:“仲尼日:‘夫民安旧重迁,……上下相复以忠,则民劝承教,曷为者不……早使不行,妥仁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简文虽仍有残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里所强调的是有司对于民的表率作用②。其实,这正是孔子所一贯强调和主张的。孔子一向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重视为政者的表率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同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孔子提出的第三条措施是“举贤才”,仲弓对此也表示困惑:“雍也不敏,唯有贤才弗知举也,敢问举才如之何?”《子路》载有类似的一句话:“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的答语,简文与《论语》也基本相同。简文作:“夫才不可掩也,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之者?”《论语》则作:“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春秋末期,士人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对于政治、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孔子所谓“举贤才”,正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
  
  孔子提出的第四条措施是“赦过举罪”。对于这句话,学者之间的释读颇不一致。有学者释为“赦过与罪”,将“过”与“罪”等同起来,似乎不妥。有学者将之释为“宥过赦罪”,同样不合孔子思想。故我们这里从季旭升的释读。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文中,孔子曾有“大罪杀之,臧罪刑之,小罪罚之”的主张。孔子虽然主张“德治”,但却并不否定刑罚,只不过主张“德主刑辅”而已。这里所谓“赦过举罪”,当知过与罪不同,过谓无心之失,罪为有心之罪。简文中,孔子提出:“山有崩,川有竭,日月星辰犹差,民亡不有过。”从山川和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都有“过差”人手,指出民犯过错是正常的,因此主张“赦过”,反对苛政繁刑。但对于“有心之罪”,则应该分情形予以不同的处理。简文中孔子提出的“刑政不缓,德教不倦”,正合于孔子的一贯之道:德主刑辅。孔子在这里的论述,可与《孔子家语·刑政》篇相对读。该篇为仲弓问孔子有关“刑政”问题,孔子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颛五刑必即天伦。行刑罚则轻无赦,刑,侀也;

[1] [2] [3] [4] 下一页

下页更精彩: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