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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成长——台湾民主转型的一点启示

时间:2012-12-1栏目:政治理论论文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成长——台湾民主转型的一点启示
  
  刘新圣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摘要:民主转型可以看做是一个国家向社会让渡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动荡和风险,是每一个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台湾是西方公认的“民主转型的典范”,但是,在台湾的转型过程中,并没有处理好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参与过热的现象。本文认为权威缺失、选票至上和新的交流方式的冲击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吸取台湾的教训,稳步促进社会力量的成长。
  
  关键词:社会与国家;转型;台湾
  
  民主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国家向社会让渡权力的过程。因为民主转型的实质是由专制或者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变,而专制政体和威权政体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国家或者政府统摄社会甚至代替社会,各种社会力量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实践证明:民主转型是大势所趋。经济发展极大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当温饱得到满足之后,通过参与政治和管理活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期望大大提高,教育的普及加强了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另外,传播手段发展增加了政治参与的复杂性。这都决定了国家不再是笼罩一切的“利维坦”,它必须向社会让渡权力。但是,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暴露出各种弊端。具体表现为:第一,自利原则导致的对公共利益的淡漠和道德水平的下降;第二,自发性引起参与无序与混乱;第三,自治规则下缺乏裁决冲突的权威。另外,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极大提高了民众对民主、自由等的期待值。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过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接着就让他们大失所望。”因此,这就需要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处理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既不能抱残守缺,坚持以往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同时要避免强社会一弱国家的现象。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和互相监督才是风险最低成本最小的途径。虽然西方学者对台湾的转型过程评价颇高,但是我们发现,台湾政府由于未处理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出现政府“空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我们应该借鉴台湾的教训,为社会的发展创造合适的制度环境,同时通过法治克服社会发展中可能产生的弊端。
  
  一、从强“国家”——弱社会到强社会——弱“国家”——对台湾转型的考察
  
  西方学者大多将台湾看做民主转型的典范,但是考察台湾转型的历程会发现:尤其是自蒋经国晚年打开民主化的大门之后的发展过程,其中充满了经济下滑、“黑金政治”和官员贪腐等消极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台湾当局盲目放权导致了社会腐朽势力同权力的勾结,过分模仿西方制度导致党派无序竞争,忽视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导致应对失据。
  
  (一)台湾转型的历程
  
  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推行的是一党专制体制,虽然蒋经国在晚年开启了民主化的大门,但是,台湾在处理社会与“国家”关系上出现了许多失误。台湾转型的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2年,通过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在政治上建立起蒋家父子专制独裁的体制。通过特务统治等措施大大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为了稳固在台湾的统治,强力推动土地改革,全岛大部分农民分配到了土地。土地改革的完成为台湾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由此,实现经济稳定,国民党的统治稳固下来。与此同时,国民党一方面推行“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开始重视吸取“本地精英”入党,这两项措施为转型提供了基础。 (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 第二阶段:1963-1975年,这个时期最为重大的成就是台湾的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国民党在表面上取得了民众的支持。但是,反对当时体制的思潮得到发展,其中既有从大陆随国民党来台的人士,更重要的是台湾本土人士,地方议会、大学、报刊杂志都成为他们反对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阵地。第三阶段:1975-1988年,随着独裁者蒋介石的去世,国民党政权的策略更加倚重通过发展经济成绩来巩固统治,但是,各种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思潮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并且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出现了“中坜事件”和“高雄事件”等。蒋经国在压力下亲自开启了民主化大门。第四阶段:1988-2000年,“党禁”、“报禁“等的放开,并没有带来民众的满意,反而带来的是经济衰退。国民党在2000年丢掉了政权。第五阶段:2000年以后,民进党的上台既没有取得经济上的振兴,同时由于自身的贪腐导致街头政治更加频繁。
  
  (二)造成“国家”与社会关系陷入困局的原因
  
  第一,权威缺失。台湾的政治转型过程是精英推动的过程,尤其是蒋经国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其去世之后,无人填补巨大的权威真空。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政见难以统一,残酷的内斗降低了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在蒋经国任内,台湾民众的生活极大改善。以后的政府无法超越以前的成绩,民众不满情绪被激化。台湾当局放权给社会的某些领域内,出现了权力同社会恶势力相勾结的现象,这就造成了李登辉时期的“黑金政治”。第二,党派无序竞争。在“选票至上”的体制下,党派成为单纯的拉票机器,为了争得执政权,各政党对民众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承诺,这就为以后民众街头运动埋下了隐患。在争夺选票的过程中,各个政党不惜采用污蔑、造谣等手段,甚至不惜煽动群众,在选举中经常出现暴力冲突事件,这都是对民主的嘲讽。第三,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以往的社会较为封闭,组织社会活动的难度比较大。现在则不同,首先是信息来源的途径极为广泛,政府不能够像以往那样采取措施控制信息。而且,社会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民众的组织程度,各种协会、公益组织等获得了极大发展,他们取代政府获得了民众的认可和信任,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话题就可以激发大规模的抗争。最后,台湾的转型既体现了社会力量发展上的“时空压缩”,又体现了西方国家“示范作用”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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