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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时间:2012-12-29栏目:中国政治论文

  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李 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毛泽东研究所,湖南 长沙410003)

 

  (摘要) 毛泽东在中国长征胜利、人类奇迹中的作用和贡献,可用三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来概括。在21世纪20年代初,在我国党史界对长征已有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三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之关系的逻辑,突出第一个“主要正确”,即毛泽东是长征胜利的主要的正确的领导者,兼顾其他两个“主要正确”和三个“重要转变”,继续展开研究,依然必要有益。
  
  [关键词] 毛泽东;长征;奇迹;领导者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 (2012) 06 -0016 -06
  
  (一)
  
  毛泽东曾经对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总结。论到红军长征的时间时,毛泽东指出,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离开南方革命根据地到1936年10月全部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历时正好两年整;论到红军长征的里程时,毛泽东指出,根据红一军团司令部所载日记计算:“我们已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符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又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我们这里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论到红军长征的地域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即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论到红军长征的工具时,毛泽东指出,党和红军从高级干部、高级指挥员到普通的党员、战士,都是“每人开动两只脚”,也就是徒步走了二万五千里;论到红军长征的自然环境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走遍了千山万水,较大的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夹金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丰河、潇水、湘水、清水河、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河、渭水河”;论到红军长征的社会环境时,我们“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论到红军长征的军事环境时,毛泽东指出,在两年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论到红军长征的结果时,毛泽东指出,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论到红军长征的意义时,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两年光阴中间, “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又说,“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红军的数量虽然比过去减少了,但是经过革命战争和长征的严峻的锻炼与考验,“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党和红军的质量,却比过去更高、更强了;因此,在论到谁使长征胜利的问题时,毛泽东作出了如此坚定明确的回答:“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说明在毛泽东的视野里,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不朽神话、伟大壮举,是20世纪人类的伟大奇迹、世界上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中国长征胜利、人类奇迹的创造者,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长征沿途地区各族人民;进一步深人分析可知,是在党和红军领导中居实际核心地位的、提出的正确决策最多、因而发挥的作用作出的贡献最大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成就中国长征胜利、人类伟大奇迹中的作用和贡献,可用三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来概括。三个“主要正确”强调,毛泽东是中国长征胜利、人类奇迹的主要的正确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中国长征胜利、人类奇迹的主要的正确的指挥者,又是长征胜利、人类奇迹的主要的正确的总结者和宣传者。毛泽东因为他的这三个“主要正确”,而使他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实现了由错误到正确的重要转变;在红军的对敌作战问题上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重要转变;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问题上实现了由被迫到自觉的重要转变。
  
  非常明显,三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所构成的是一个彼此联系互为补充的统一整体。其中第一个“主要正确”处在首要地位。其他两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均由第—个“主要正确”而来,又都是第一个“主要正确”的深化和具体展开。(www.fwsir.com)所以在逻辑上,第一个“主要正确”势必成为由三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建构的统一体中的关键。
  
  史料显示,自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长征胜利、创造人类奇迹以来,中国党政理论界特别是党史党建专家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并且贡献了丰硕的科学成果。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在对长征已有持久深人研究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按照三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之关系的逻辑,突出第一个“主要正确”,即以“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为论题,兼顾其他两个“主要正确”、三个“重要转变”,继续展开研究分析,对于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引的大方向,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更大胜利,依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现在已经清楚,中国的西北方向和陕北地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明确并胜利实现了的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地(落脚点、根据地);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是中央红军出发,向战略方向进军、到达战略目的地、创造新的把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结合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的行动路线。这条行动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中外贯通的哲学思维、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总揽全局的决策才能、自主独创的军事谋略铸就的生命线、胜利线,同时又是中国工农红军广大指战员和长征沿途地区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筑成的生命线、胜利线。所以,论毛泽东对中国长征胜利、人类奇迹的主要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实际上就是论毛泽东在这条行动路线形成和确立中的主要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尤其要论毛泽东在这条行动路线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刻、转折关头的主要的正确的领导作用。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举行的遵义会议作出的,毛泽东开始被确立为党和红军领导的实际核心的正确选择。使党在其领导问题上实现了由错误到正确的重要转变,同时实现了党由幼年的党到成熟的党的重要转变。
  
  遵义会议即1935年1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突出并围绕主要议题——“检讨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由会议的主持者、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秦邦宪)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接着突出并围绕当时最迫切的两个问题,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王稼祥作重点发言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李富春、陈云等相继发言。除博古、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凯丰(何克全)以外,绝大多数与会者发言的重点内容是:认为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军事指挥是错误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要求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和红军的军事指挥机构,力主毛泽东出来掌舵、领航导向。为会议作出一系列正确的决策,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党中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可靠的根据。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了如下重大的正确的决定: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和红军的军事指挥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党支部去讨论;取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责任者。
  
  与上述重大的正确的决策联成一体的是,遵义会议后不久,随着遵义会议相关决定的一一落实,特别是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党的总的责任者以后,在他主持召开的有关会议上,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泽东同志成为恩来同志军事上的帮助者”;根据需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小组。
  
  至此,毛泽东名义上虽然还不是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在实际上他已经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成为这个决策层的实际的核心;又进入红军的最高决策层,成为这个决策层的实际的核心。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领导岗位上,有了履行决策职能、发挥决策作用的足够空间。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前后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回顾历史时所说的如下一段话,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 “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三)
  
  当然,毛泽东重视领导者履行决策职能、发挥正确决策的领路导向作用,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以后才开始的,实际上他自党成立以来到遵义会议以前一直在这样做。别的不说,就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长征吧!现在看来,对中央红军的长征只说是被迫的这一句话确有些片面,惟有同时说两句话,既是被迫的,又是必要的,才是全面的。问题主要在于,中央红军长征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方向?落脚点定在哪里?这是一个事关党和红军的安危、中国革命命运的重大问题,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务必高度重视、作出正确决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党和红军的决策层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有一个经过小范围内的秘密酝酿而确定的,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转移到湖南的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经周恩来据理力争、博古同意跟随中央纵队长征的、自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至1934年12月通道会议以前遭到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左”倾错误领导压制、排挤和打击,身处逆境三年多的毛泽东,不但没有失去信心,而且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期,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心里装的更是党和红军的安危。所以在行军中,当毛泽东从张闻天那里得知,蒋介石于1934年11月判明,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湘江封锁线的红军,将去湖南的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以后,即在红军去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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