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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维特根斯坦语用学思想及其反形而上学性
后期维特根斯坦语用学思想及其反形而上学性李包庚（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与前期主张“逻辑图像论”不同，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认为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并无共同的本质，唯有“家族相似性”，主张语言的意义在于其用法，标志着维特根斯坦思想从语法学向语用学的飞跃，具有反形而上学性。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逻辑；语用学；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021-02
奥裔英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是西方现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主张哲学问题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全部哲学是一种“语言批判”，力图消解传统形而上学，为哲学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错误的根源就是对语言的误用。
一、维特根斯坦思想转变的原因
《逻辑哲学论》是他的早期代表作，旨在产生哲学问题的根源，企图建立语言的“逻辑图像”，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纠正传统哲学的错谬。但后来他认识到，他前期的努力并没能有效地纠正传统哲学的错谬，《逻辑哲学论》也无法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因此，他果断抛弃逻辑原子主义的“语言图像论”，创造性地提出“语言游戏说”。
首先是其做小学教师经历的启发。1920年，维特根斯坦到一偏远农村小学担任了六年的教师，这段经历对他的哲学思考有重要启示。“他后期强调语言训练在语言意义的理解上的作用，就与这小学教学密切相关。从这种语言启蒙教育中，维特根斯坦积累了从事哲学思考的第一手资料，也帮助发现了哲学问题的根源。”[1]实际教学活动中，他此前所持的哲学信念被证明与教学实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这就使他意识到，语言符号并非都限于命题之中。语言符号不描述事实，描述只是语言的多种用法之一，而逻辑分析只限于命题，只涉及语言的部分功能。
其次是维也纳学派对他思想地误读刺激了他思想的转变。维也纳学派成员深受维氏前期思想的影响。维也纳学派成员一度奉概述为经典，细心解读。在《逻辑哲学论》里，维氏划定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并把消除“对语言的逻辑误解”作为全书之主旨。维特根斯坦在与他们论述自己思想时，分析维也纳学派此前对他思想的误读，实际上维也纳学派的误解也是对他自己早期语言观的反省与批判，促进了其思想的转变。
再次是受伯罗维和斯拉伐地批评和激励。在一次演讲中，荷兰数学家伯罗维（J.Brouwer）尖锐批判了对逻辑过分崇拜的倾向，坚持日常语言并不绝对服从逻辑形式所表达的规则，日常语言不比逻辑语言低级。应该根据语言的基本特征来考察逻辑的性质，并用逻辑来规范、限制语言的用法。于此，维特根斯坦得到重要启示：逻辑形式和逻辑结构其实是植根于日常语言的，不存在着脱离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的先天逻辑。斯拉伐（P.Sraffa）的意见也提醒维特根斯坦，让他意识到，逻辑分析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逻辑分析并不能解决所有哲学问题，也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语言现象。这样，维特根斯坦认识到此前自己对日常语言的性质、作用和意义的主张是狭隘的。
二、“语言游戏说”的提出
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问题是因误用语言而产生的，哲学需要做的就是消除传统哲学对语言的误解。维特根斯坦选择奥古斯丁图画作为首要批判目标。在奥古斯丁关于语言本质的图画中，语言中的词语是事物的名称，名称与名称的组合构成句子。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观点会导致这样的想法：“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2]31在维氏的“语言图像论”中，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最基本的是简单名称与简单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反对把语言本质归结为词汇与事物对应关系的观点，认为奥古斯丁图画是对语言的理解是狭隘的，而很多哲学错误都是因为狭隘地理解语言而产生的。他提出“语言游戏说”来反对这种狭隘的观点。
“语言游戏说”其实就是把语言比作游戏，是维氏后期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构成其后期哲学观的根基。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的最初灵感，可能源于他一次观看足球赛的经历。有一段时间他一直琢磨着语言的本质问题，恰好一次经过一个足球场时，看到有人正在热火朝天地踢着足球，就像做游戏一样。他眼前豁然开朗：在语言中人们不也是在用词语做着“游戏”吗？每一个词语的意义在“语言游戏”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词语的意义在于其具体的运用。在首创“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时，维氏并未对之予以明确的定义，而是通过举出一些具体实例来揭示。维氏把由语言和行动（那些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行动）所构成的整体统称为“语言游戏”。
在前期“逻辑图像论”里，维氏认为逻辑语言是最理想的语言，并试图在逻辑和语言之间建构一种对应关系，借此来探讨人们对语言的理解，而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维氏则认为最理想的语言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语言，认为对语言的理解必须从日常生活着手才能把握。维氏指出：“‘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地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2]7“语言游戏”强调的是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以及日常生活中语言运用的多样性，这说明维氏改变以往静态的逻辑分析，主张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意义。他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4]这就突破了各种精巧、繁琐的哲学理论，推翻了西方哲学传统中把词语的意义归结为事物名称的习惯，超越了他前期哲学思想的局限。
三、“语言游戏说”的反形而上学性
“语言游戏说”具有强烈的反形而上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本质主义。维氏认为，语言是无所谓本质的，语言只是一种活动而已。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古代和近代哲学家们都认为复杂多变的事物都必然存在着普遍的本质，并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求着万事万物的本质。维氏彻底打破这种惯例，认为“哲学病”产生的真正原因正是哲学家们偏执地追求事物的“本质”，以至哲学陷入没完没了的形而上学争论中，就好像是误闯“捕蝇瓶”的苍蝇。前期维氏运用逻辑的工具，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来研究世界的本质。后期，他提出“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就像游戏一样，无所谓“本质”，试图以此从根本上消除“本质”这类形而上学问题，使哲学家们跳出“哲学病”的困境。
第二，“家族相似”概念及其反形而上学性。人们通常认为“游戏”一般具有娱乐性、竞争性、技巧性、机遇性等共性。习惯中人们总是认为，任何“游戏”都该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或特征。维特根斯坦打破这种传统，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棋牌、球类等各式游戏，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本质特征或共性。各种游戏之间只具有错综复杂地重叠或交叉，只具有相似性关系，构成庞大的“游戏家族”；而这一点恰恰类似于同一家族的成员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他们总是在身材、脸型、性格、习惯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相似性，而不同的游戏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相似性。维特根斯坦形象地称之为“家族相似”。维氏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向人们表明，语言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游戏活动是五花八门的一样；“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共同的本质特征，只有“家族相似”性，语言具有灵活多样性，词语的意义只有在具体的语言游戏（词语的使用）中才能体现出来，逻辑的刻板性无法涵盖实际语言使用中的活泼多样性，这就否定了此前他倡导的逻辑本质观。
第三，用“生活形式”摆脱形而上学。维氏后期的哲学，主要考虑纠正前期的错误，其途径就是转向生活实际。“语言游戏”就是语言与行为结合生活实际。“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5]维氏认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这些缤纷多彩、形式各异的生活方式，各自的作用千差万别；它们之间密切联系、互相影响，相互交织构成我们的现实生活。人们的思想、行为融入到“生活形式”中，不能超越“生活形式”。语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逐步约定俗成发展起来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维氏指出：“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2]17所以，“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组成部分；而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维氏通过“语言游戏”，号召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这就使得哲学真正开始走向现实生活，摆脱了以往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
第四，“语言游戏”是遵守规则的活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使用语言须遵循特定的规则，正如“游戏”应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一样。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为了交流的需要，逐步约定俗成发展起来的。在“语言游戏”中，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约定，每个人都随意使用语言或随意制定规则，那么游戏就无法进行，语言就变得“不可通约”，变成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那么语言的社会性也就无法实现。后期维氏正是抓住语言的社会性特点，纠正了前期陷于纯粹逻辑分析的错谬。
结语
从侧重逻辑分析的“语言图像论”，到注重生活实际的“语言游戏”，代表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飞跃。“语言游戏说”强调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能获得意义，纠正了其前期哲学路径上的偏差，打破了以往语言研究中的实体主义倾向。“语言游戏说”强调应该重视和遵守语言正确使用的“游戏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消除和避免哲学上的错谬，具有反对传统哲学在语言本质问题上的形而上学错误倾向。但是，“如果把探讨人类最本质、最普遍问题的哲学消解为语言和文字游戏，不仅背离哲学的本质，而且也脱离了社会现实。……语言分析根本不可能消解和替代哲学问题。”[7]
参考文献：
[1]张学广。维特根斯坦：走出语言的牢笼[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217.
[2][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韩林合。维特根斯坦论“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1）。
[4]谢地坤。现代西方哲学的流变及启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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