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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发展

时间:2013/8/11栏目:国际政治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发展
  
  左小静,张冰(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106)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只是作为一股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传入中国,并未成为正统宗教或是思想主流。另外,我们也不可否认,法兰克福流派对中国大众文化的作用,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补充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学界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大众文化;中国学界
  
  一、法兰克福学派传入中国的原因
  
  (一)法兰克福学派在西方社会深远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思潮绝对会被当成很好的西方学术传入他国。法兰克福学派是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一些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作为真正学派意义上的法兰克福学派是在50 年代以后才出现。50 年代初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阿多诺等第一代理论家进行理论探索和社会批判,到70 年代为止的这段期间是该派理论上的极盛、并走向广阔的国际舞台的时期,70 年代以后,随着阿多诺、霍克海默尔等相继去世,原先意义上作为一个旗帜鲜明、思想立场一致、队伍庞大、组织机构严密的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开始解体。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并未就此终止。在大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从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相结合,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旗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尽管社会批判理论有其局限性,但是它在当代哲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至今仍然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生存得最好的”流派(安德森语)。[1]
  
  (二)社会主义新中国关注与马克思主义关联的理论
  
  作为始终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于与其有关联性的理论是保持高度关注和乐于接受的。中国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投机分子的倒行逆施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在当时百废待兴,群众思想迷茫的中国,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和反思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积极的意义。而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本身,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格吕堡——一个“学究式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无一不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际传承、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始终都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某种关联,尽管这种关联渐行渐远,甚至走到了抛弃马克思主义,不再关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而专心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文化、道德、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相反道路上。[2(] P138-144)
  
  (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兴起
  
  法兰克福学派能够在中国得以引进,传播,甚至被运用,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国内自己的文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泛滥,一方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快餐化又引起精英知识分子的恐慌。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流于教条,过于形式化,无法运用与实践。在这种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分析,都给中国理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解放之风。正是这种内在的需求使得以人本主义为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备受欢迎。
  
  二、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中国学界用自己的方式不断探索出一条自己可以逐渐理解,消化的道路,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和中国自己的大众文化相融合,能更好促进中国文化和思想意识的进步。
  
  (一)对法兰克福学派之最初阶段
  
  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思想解放热潮的兴起,为反思和纠正我国从建国以来长期执行的极“左”政治路线,同时也出于对西方社会认识的需要,国内学者开始把目光纷纷转向西方。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是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史上对整个欧洲思想演进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自然容易引起我国政治学界和哲学界的关注。20 世纪80 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是被当作众多的西方思潮中普通的一股进入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视野的,中国学者只是把社会批判理论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它的与众不同的学术语言。我国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少许的研究也是介绍性的,没有人奢望这种纯粹的学术探讨能够化为批判社会的武器,发挥武器批判的功能。[3(] P.5-9)
  
  (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套用阶段
  
  在20 世纪90 年代前期,我国学界开始跳出只是简单介绍的怪圈。一部分学者着手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作评价性研究,另有一些学者则直接套用该理论批评中国的大众文化。20 世纪90 年代,当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文化也必然要面对市场,大众文化开始兴起。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主流文化退隐,精英文化被边缘化,而大众文化逐渐占据文化舞台的中心位置,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文化产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复制,日益变成一种廉价的文化商品。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为武器,去围剿和批判中国时兴的大众文化。他们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文化的正在逼近,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可以用作抗拒和批判现实的武器。但是,我国不少学者最初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评本土的大众文化时,对该理论基本上是持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对该理论本身缺乏批判的眼光,对其是否适用于我国本土的文化现实也缺乏自觉的反思。[4(] P.144-146)
  
  (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质疑和反思阶段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不断繁荣,大众文化日益发展壮大,因此学界开始对其性质、功能作出更理性的思考。另外学界也开始对更多的西方文化批评理论有了了解和接触。例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政治学、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等开始传入我国。学界开始意识到大众文化可以很好的引导甚至控制大众的思想意识。在这些新传入的文化批评理论的对照之下,学者们开始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理论局限,并开始思考这种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的大众文化批评,是否有更好的出路。综上,我国学界的反思质疑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反思这种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二是反思这种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之间的契合关系; 三是反思国内学界对其理解是否存在误读。[4](P.144-146)
  
  (四)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冷静研究阶段
  
  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足够的影响力传入中国,而正好,这也是国人所乐于接受的。在这种实用而非科学的态度的左右下,我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还是比较零散粗疏的,甚至是非常片面的。但是,随着伯明翰学派等英美文化研究理论逐渐成为学界新宠,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逐渐开始受到冷落,可是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还是在继续着。其实,这种喧哗之后的平静更有利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展开深入研究。所以,2000年至今,我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接受进入了冷静研究阶段。2005 年国家教育部正式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以来,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中的重要一员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评论。无论是系统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某一专题,21 世纪中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相比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已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三、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至今,法兰克福学派最有价值的是其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文化产业概念和文化批判理论,以此我们可以对照我国的大众文化,不断反省其负面影响,不断给我们以启发和借鉴。但是,由于它生长的环境,背景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脱离中国文化的具体环境,盲目地追随和完全的照搬照抄,对中国的大众文化只能是破坏大于建设,百害而无一利,有碍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成长。马丁·杰伊在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史介绍到中国时曾这样预料到:“批判理论正在进入中国。中国当然不同于产生批判理论思想的社会,也不同于二十年前这些最早得以传播的西方国家。批判理论的这种穿越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领域的旅行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这种结果只能受到欢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对被一个社会制度接纳为正统教规感到不安,并且引起积极而有创造力的反响。学派的成员懂得,批判并没有停留在它们自己的理论中……当理论旅行时,思想得到了传播,正是那种因此而产生的杂交才是重要的。”[5]事实正是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只是作为一股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传入中国,并未成为什么正统宗教或是别的什么站在统治地位的思想。另外,我们也不可否认,法兰克福流派对中国大众文化的作用,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补充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学界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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