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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从“执行黑名单”迈向信用档案

时间:2007-11-8栏目:公众演讲

</Script>    “行贿黑名单”、 “企业信用黑名单”、 “驾驶员黑名单”…….一夜之间,各种“黑名单” 仿佛梨树开花一样,遍地都是。这不,人民网12月14日又报道称,针对每年高达250多万件的执行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拟设立“执行黑名单”并向全社会公布,让故意赖债者成为“过街老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寸步难行。
设立“执行黑名单”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在当事人自愿履行法院判决低,法院强制执行工作量日渐加大之下的产物。据介绍,1993年,法院判决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约占30%;1998年,则猛增至42%;2003年,又涨至52%。法院执行的工作量越来越大。而在这种现状的背后,则反映了社会诚信度的普遍降低。面对这种现状,最高法院希望设立这么一个“执行黑名单”系统,并希望通过这个系统与银行征信系统的链接,并借助与工商登记、房地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管理、出入境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建立的联动机制,最终形成一种执行威慑机制,使被执行人为其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付出沉重代价。
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建立“行贿人资料库”到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执行黑名单”,反映了有关方面在打造诚信人格,重建诚信社会的一种探索和努力。这些探索和努力在实践反映来看,是通过建立一定的制度的约束和惩罚不诚信行为,引导人们诚实守信、遵守诺言,有一定成效也是具有可行性。
但从各种“黑名单”的相继出台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各种名目的涉及信用方面“黑名单”太多、太滥,各行其是,使人们眼花缭乱,不利于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促进社会效率。二是一些“黑名单”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是一些部门自己在对其相对人设立义务,因而尽管有时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也会因其程序或实体上的瑕疵及法律依据不足,让人质疑。然而,如果各种“黑名单”对不诚信的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和某种惩罚的话,这种所谓的名单也就没有什么力度。如“执行黑名单”本身并不对其他部门具有约束力,要使名单上的人在贷款、消费、注册新公司、购买车辆、购地置产、承揽工程、经营贸易、出境上受到限制,取得成效,必须要得到银行工商登记、房地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管理、出入境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的支持、配合和法律的允许。三是上各种“黑名单”的人大多是由设立“黑名单”的部门自己来决定,缺乏中立的听证程序和不服记入“黑名单”的公正的申诉程序。上面几个问题都会给我们重建诚信的努力打上折扣。
西方国家的信用档案经验对于今天我们重建诚信颇具价值,值得借鉴。西方的信用制度已经有150年的历史,较为成熟,信用档案已成为西方人的第二身份证。如美国在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方面,不仅有完善的个人资信档案登记机制、规范的个人评估机制、严密而灵敏的个人信用风险预警、管理及转嫁系统,而且有完善的法律体系。
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一种公民和企业的“信用档案”,对公民和企业的纳税状况、守法状况、财务管理状况等进行严格登记,准确地界定各种不诚信的表现,及对有这种行为的人今后在各种场合将会受到的限制(如严禁有不诚信记录者担任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管理人员等)。这种“信用档案”必须有专门的部门管理,要求将某种行为作为不诚信的表现列入“信用档案”的部门要事先提出申请,而相对人也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和不服进行申诉的权利。这样才有利于整合所有的资源,共同来重建诚信社会。
我们期待,通过设立一个个“黑名单”,在有关部门的努力推动下,在不断地积累各种经验的基础上,在不久的将来,能设立一种针对公民和企业的“信用档案”,让诚信的理念逐渐走进千家万户。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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