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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法学翻译

时间:2007-11-8栏目:公众演讲

</Script>    我虽然是师出刑法学,不过现在却是民事诉讼法的导师。做本科生的导师久矣,做硕士生的导师,还是刚刚开始。但是良心所在,不敢稍有懈怠。前几天审阅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其中几处引用某国民法典条文,就拿原版《小六法》来查对,结果发现所译均有错误,或者张冠李戴,或者丢三落四,而其作为法律条文的意思,当然大相径庭。论文作者不学这种语言,也没有机会核对原文,而是引用其他人翻译出版的成果。成果是成果,但也无非是误人子弟的成果。莫若无有,干脆大家不会对这些发达国家的法律产生误解。现在有了,反而给善良而无辜的人、或者偷懒而投奸取巧的人留下了空当。
翻译法学著作的尝试,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大家争相把翻译一、两部著作或者若干篇论文作为自己学术的起点,而且翻译的多是热点,基础性的还是较少。十多年前,我读硕士的时候,就把某国某法导论作为教材,为的是当时恰有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可以参考。参考是参考了,学了几段后,也是发现那个译本不知所云,难得有比原文能更明白的语句。
由此养成了逢译文必要核对原文的习惯,从而干脆舍弃译文,去研读原文。功夫是花多了,甚或是一种浪费和自负,但是心里踏实。法学教师、学生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那是最大的错误。有人开口柏拉图,闭口德沃金,我想他们和我一样也都是念了一些译文,而且当然是中文本。至于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读了是不是就懂了,不得而知。一些西方学术经典,成百、成千年地被学者们所玩味,译本是可以信服的,是可以读的。
问题在于那些属于时尚的、流行的、热门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已经没有许多人可以坐下来仔细推敲,用“信、达、雅”的砝码去衡量译文的水准。译好的有之,我不能一概否定。次品的居多,似是而非,似懂非懂:不算翻译吧,确实是方块汉字;算是翻译吧,遣词造句、语法、逻辑、修辞洋洋稀松,更无需说“法的精神”了。
“法的精神”尚且不明不白,“流行时尚”究竟是什么,已无法考究,以至于法律的移植和本土化,缺乏有生命力的“法律器官”。这让我们想起日本来。日本教育水平不能说不高,但是很多学者的英文不能说不憋足,不仅不会说,而且不会念。不过日本有很发达的学术翻译队伍,掷地有声,学者即使没有很好的英、美、德、法文,他也不缺乏英、美、德、法的信息。因此,日本的大学教育,并一律不把外语作为敲门砖,甚至日本大学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日语水平这个门槛,也没有多高的要求。过去好多中国学生在中国的高考中失败了,然后就学点日语到日本留学,念大学、念硕士、念博士。其中也不乏念了十来年日本法律的,去学习发达国家法律的真谛和法学的真知。
日本有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成功历程,他们移植了中国的文字,后来用中国的文字迻译西方法律,我们中国人也从中受益非浅,从日本移植了难以数计的法律术语。假如日本的翻译队伍都不足信,拿不起放不下,那么日本立国的学术方面还要靠什么根基?日本大学还能为中国人所向往?中国考不上大学才去留学的,还能被培养成人?这是个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日本一无是处,形象大打折扣,结局很悲惨。不过,这些都是假设而已。
中国的一些法学译著,读的时候需要硬着头皮,硬着头皮读了还是不能懂。反过来,如果有人问这本书怎么样?只是翘起大拇指夸赞“好,好,好”,没有敢说“不”字的,因为大多数人好大喜功,说好听的就高兴,说不好听的就不高兴;大多数人阿谀奉承是拿手好戏,溜须拍马是小菜一碟。法学学者和司法机关是最为接近的,在社会关系方面的学习也是最为成功的。法学学者宁肯忍着耐着,也不肯说实话,假意逢迎,敷衍了事,还期待有一天能得到对方照应,因为自己某一天也会给别人留下小辫子。
在官场上,官官相护,管他正义与邪恶,公平与偏私,遵纪守法与胡作非为,情面是很重要了,优先考虑,高抬贵手。在法学的学术上,当然多数情况也是心心相应,只唱颂人之长,莫掐算人之短,照顾情面,以至于是非也不讲究了。结果,铮铮铁骨,铁石心肠是没有用场的。中国文化就是很少讲究个人的价值,很少发挥个人的潜能,很少承载个人的责任。在经济管理领域和管理管理领域推行责任制,个人享有了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才是对于文化的些许改变。除此而外,就都是集体义务,集体负责,其自然的后果就是这些个人彼此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互相利用。在学术领域也不例外。
还有一些,属于点缀自己文章的虚荣,用柏拉图、德沃金装饰一下自己的论著吧,还不知道原文所云;因噎废食吧,于心不忍,于是就凑合着从译文里断章取义,于是这些译文虽然拙劣,却受到很多的青睐。因为受到很多的青睐,译者以为译文水准很高,放弃了改进,实则以讹传讹。如果是很拙劣的译文,不断改进也是可以弥补的,但是我们的好多译本实际上都是“绝本”。译的时候本来怀有某种急功近利的目的,出版了以为荣耀。因为他们占了一个时间上的优先和空间上的优位,被人们所看重,结果急功近利变成了一劳永逸。
为这弥补我们本来匮乏的学术资源,有时候拙劣的翻译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只有片言只语传达了一种思想的真谛,特别是理论性比较强的东西,也应当认为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法条的翻译则应当慎之又慎。中国的法律体系正处于要完善而未实现的剧烈变动当中,翻译了发达法制国家的法条就是为了能借鉴。好不容易看到中文的译本,如果谬误百出,那岂不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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