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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及其探源
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及其探源
近年来，“三农问题”引起我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人对“三农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为“三农问题”所困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为什么“天生”表现为弱质产业、农民“天生”成为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往往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为什么多年来我国主张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而实际上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和生活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三农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以及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
一、探源之一：产生背景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发端
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以及农村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有其特定的经济历史背景。自从产业革命导致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城市的兴起，就整体而言，农业这一曾经作为农业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就开始逐步被新兴现代制造业所替代，与此同时，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也随之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除非一国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对这一弱势产业和群体加以保护，否则，农业停滞、农村落后，以及农民生活的相对贫困似乎就成为产业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
这是因为，第一，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产物的现代新兴制造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有着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它的产生使人类生产活动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生产的巨大转变，使人类得以用较小的劳动消耗获得较多的劳动成果，从而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成为一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第二，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将互相促进、相互影响。但现代工业对传统农业将产生更为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在工业化初期，传统农业为现代制造业的兴起作出了包括粮食、原料、劳动力和资金，以及市场等方面在内的贡献；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制造业，将以其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明显优势，转而对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更为强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
第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不仅成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绝对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而且在其相对份额增长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产出率和收入水平，以及较高资本积累率或投资率创造出广泛的劳动力需求和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制造业部门的大量转移。
最后，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农业的相对地位（即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相对份额）将呈下降趋势。与此相对照，工业部门则成长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随着农业相对地位的下降，在人们心目中，其绝对地位似乎也在下降，由此产生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唯工业化倾向”，它使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呈现不断强化和加剧之势。
二、探源之二：“先天劣势”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组织
与现代制造业相比传统农业在生产技术、产品以及农民组织等方面处于“先天”劣势。这方面的较早研究可见之于中国留美学者张培刚的早期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年版，第⒉⒋章。该书在论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农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时，深刻揭示了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处境。张培刚在论述农业的“产品贡献”时指出，由于工农业产品供求关系变动引起的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往往对农业和农民不利，即当工业品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下降时，作为工业品生产原料的农产品价格也将随之下跌，而其下降幅度却往往超过工业品价格；另一方面，当农产品价格由于欠收或供给不足而上涨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也将随之上涨，且涨幅往往超过农产品价格。由此不难看出，在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即贸易条件）变动中，农业和农民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在阐述农业的“市场贡献”时，张培刚认为，农业和农民在向工业化作出市场贡献时，自身作出了巨大牺牲：即当农业和农民作为工业品的购买者，往往面对“卖方垄断”市场”，由于价格由卖方决定，因而被迫支付较高价格；而当农民作为农产品的出售者，又面临“买方垄断”市场，由于价格往往由买方决定，因此不得不被迫接受较低价格。显然，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农业和农民无论作为买者还是卖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农业和农民的相对劣势地位，可以经由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加以说明。
其一是农产品的特性。由于农产品是有机的生物产品，这种特定的自然属性使其容易腐烂、变质，不易储存和运输，因此，生产者往往希望能够尽快出售产品，以减少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浪费，这样，在
出售农产品时，不得不被迫接受低价。
其二是传统农业中农民组织的涣散性。这种组织上的涣散性使众多个体农户，在直接面对市场时（无论作为买者还是作为卖者），客观上都将使另一方具有某种垄断优势。因为，无组织的个体小农户不仅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相反，容易形成彼此竞争、相互对立、互相削弱的内部冲突之势。这样，在面对数量较少的卖方和买方时，农业和农民的失利就成为必然。
由上述因素导致的不利结果，并非不可克服。其出路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中的技术进步以及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建设。如果将现代制造业提供的先进技术（包括储存、运输和保鲜技术）运用于农业，由农产品的生物特性引起的诸多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即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使农业和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这样，市场结构将会随之改变，农民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及劣势地位就会根本改善。当然，所有这些条件的最终改善将取决于人的认识和努力。
除了农产品的特性和农民的组织性两方面因素外，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处境，还可以经由农产品的供求弹性以及来说明。首先看农产品的供给弹性。可以说，迄今为止，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仍然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加上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从而导致农产品的供给呈现较低弹性。这样，当农产品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起价格上升时，农业生产却不能相应地快速增长，从而使农业难以通过增加供给以获得价格上涨带来的收入增长的好处。另一方面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看，由于凯恩斯“基本心理法则”（“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和“恩格尔定律”（“食品消费支出在人们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愈来愈小”）的双重作用，加上现代合成材料技术的进步，农产品的需求也呈较低弹性。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进步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的增长和发展从需求方面获得“拉动力”的空间也相对较小。或许人们会说，这种分析排斥了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的确，如果加进技术进步的影响，农业生产或农产品的有限的供给弹性将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结构的改变，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也将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农产品作为初级产品，与制造品相比，其供给和需求弹性均较低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与制造业产品相比，在农产品价值构成中扣除各项成本之外，新增价值（“附加值”）部分比重较小，加上其有限的后序“加工”过程又往往被制造业“包揽”和“垄断”，因此，农业虽然为其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空间，自身却囿于比较利益劣势的局面而难以迅速发展。
最后，还由于农业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弹性相对较低，以及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率以及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率也较低，因此，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现代制造业等非农产业的兴起，如果一国政府对农业缺少明智的扶持和保护措施，听任经济生活中的比较优势法则和优胜劣规律的作用，那么，农业停滞、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将不可避免。
三、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国工业化战略中的“重工轻农”倾向及其农业负效应
前面，本文从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三农问题”的起源作了一般意义的探讨，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表现为农业与工业的双双进步与现代化？为什么有的（尽管是少数的）发展中国家在战后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成功地避免了“三农问题”的困扰？……显然，问题的答案还需从各国的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选择中去寻找。
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分割”、“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个方面，包括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从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国自推进工业化以来，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这种情况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明显拉大。统计资料表明，到目前为止，占我国总人以上的农村居民，其收入在国民收中所占份额还不到，而总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超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而且据测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从价格政策看，为配合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我国长期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使工农业产品交换条件有利于工业部门的积累和扩张。改革开放后，尽管多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但由于工业品价格提高更快，因此，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有资料显示，年间的年里，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农业收入达到亿元。年均流出亿元，是改革前（年均亿元）的倍。“剪刀差”这种“暗税”给农民增加的负担已超过农业税（“明税”）负担（同前注）。。
（）从税收政策看，我国城乡居民税赋也呈现明显的“城乡倒挂”现象。依据我国目前税法和现行税制，城乡居民税赋负担严重失衡。从所得税方面看，城市居民所得税起征点为月收入元及以上者，而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年纯收入不到元，却必须履行纳税义务。从增值税角度看，城镇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为年销售收入元者，然而，尽管一般农户远远达不到该收入水平，却户户必须交纳农业税。另外，现行税制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实行五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率，年应税收入不到元者，税率为。而在农业方面，对主要农作物征收的每亩实际税收负担率（税金纯收益）则分别为：稻谷；小麦；玉米；大米，均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另外，城乡税收征收方式及其（依据）也存在明显的于农于不利和对农不公现象。从理论上说，税收是基于经济收入的一种派生性收入。而我国农业税普遍采取“税跟地走”（“地跟人走”）的均摊式征收方法，以至于许多农户在几乎没有纳税基础和能力的情况下也被迫成为纳税对象。
值得提及的是，若不是刚刚在全国农村推行的旨在为农减负的“费改税”政策将多年来使农民不堪负重的税外“费”赋减了下来，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城乡居民的税赋差别就更为显著。
（）从政府投资政策（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方面看，其“城市偏向性”同样十分明显。
一方面，在政府投入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向城市和工业建设倾斜的投资政策，改革开放后，虽然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有所增加，但相对量却呈下降趋势。例如，年，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即分别为：、、、、、和；年回升到，年又下降为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财贸经济》，年第期。。另外，在政府对农业投入增加的同时，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则逐年增加，结果两两相抵（不考虑“剪刀差”形式的间接流出），农业和农村的资源净流出远远超过净流入。另外，在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城乡差别也十分明显。例如，在年的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人均达，元，而对农村集体经济投入的人均水平仅为元（同前注）。。最后，从我国农业产值比重与政府支农投入比重两个指标看，也不难发现两者间的失衡。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占的，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同前注）。。
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相当明显。公共物品应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采取明显的城乡差别待遇政策。
农村的公共物品也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前者包括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大规模土壤改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江大河治理，防治病虫害、环境保护与公共卫生设施，通讯和文化设施建设，以及年义务教育普及等。后者包括区域性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能源、水利、交通、通讯等设施建设）；高中及职业技术教育、农村医疗以及文化设施等。
“纯公共物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提供，而“准公共物品”则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财政共同提供。另外，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尽管在性质上被界定为“私人产品”，但由于其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作物产品）及其产量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具有明显的“外溢性”，政府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于价格、税收、以及投资政策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帮助其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并增加收入。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长期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倾斜，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政府财政预算解决，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则主要由农民出资负担。其后果是：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投入不足。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始终难以提高；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建设滞后，大江大河治理不利，导致水患频繁、干旱不断，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改变；农村能源交通条件改善缓慢，公共卫生设施和标准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面临严重资金短缺，从而使占人口近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不能迅速提高。
（）从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看，我国社保体制“城乡差别待遇”更为明显。城镇居民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保护；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享有“三条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政府举办的“再就业工程”等措施的关怀和保护；此外，城市居民还不同程度地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制度提供的好处。而在农村，除了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外，农民的生老病死别无其他保障。农民生活的目的和全部意义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是为生存着而“活”着。
四、结语
毫无疑问，我国“三农问题”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除普遍存在的某些客观原因外，有实际政策操作和处理不当的问题、有政策制定和决策中的失误问题、更有指导思想方面的偏差问题。本来，作为初衷，本文试图通过一般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我国“三农问题”产生和形成的深层原因。然而，结果表明，其结论似乎又十分简单，那就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之成败将最终取决于“三农问题”能否真正解决。
出售农产品时，不得不被迫接受低价。
其二是传统农业中农民组织的涣散性。这种组织上的涣散性使众多个体农户，在直接面对市场时（无论作为买者还是作为卖者），客观上都将使另一方具有某种垄断优势。因为，无组织的个体小农户不仅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相反，容易形成彼此竞争、相互对立、互相削弱的内部冲突之势。这样，在面对数量较少的卖方和买方时，农业和农民的失利就成为必然。
由上述因素导致的不利结果，并非不可克服。其出路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中的技术进步以及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建设。如果将现代制造业提供的先进技术（包括储存、运输和保鲜技术）运用于农业，由农产品的生物特性引起的诸多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即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使农业和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这样，市场结构将会随之改变，农民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及劣势地位就会根本改善。当然，所有这些条件的最终改善将取决于人的认识和努力。
除了农产品的特性和农民的组织性两方面因素外，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处境，还可以经由农产品的供求弹性以及来说明。首先看农产品的供给弹性。可以说，迄今为止，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仍然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加上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从而导致农产品的供给呈现较低弹性。这样，当农产品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起价格上升时，农业生产却不能相应地快速增长，从而使农业难以通过增加供给以获得价格上涨带来的收入增长的好处。另一方面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看，由于凯恩斯“基本心理法则”（“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和“恩格尔定律”（“食品消费支出在人们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愈来愈小”）的双重作用，加上现代合成材料技术的进步，农产品的需求也呈较低弹性。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进步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的增长和发展从需求方面获得“拉动力”的空间也相对较小。或许人们会说，这种分析排斥了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的确，如果加进技术进步的影响，农业生产或农产品的有限的供给弹性将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结构的改变，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也将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农产品作为初级产品，与制造品相比，其供给和需求弹性均较低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与制造业产品相比，在农产品价值构成中扣除各项成本之外，新增价值（“附加值”）部分比重较小，加上其有限的后序“加工”过程又往往被制造业“包揽”和“垄断”，因此，农业虽然为其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空间，自身却囿于比较利益劣势的局面而难以迅速发展。
最后，还由于农业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弹性相对较低，以及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率以及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率也较低，因此，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现代制造业等非农产业的兴起，如果一国政府对农业缺少明智的扶持和保护措施，听任经济生活中的比较优势法则和优胜劣规律的作用，那么，农业停滞、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将不可避免。
三、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国工业化战略中的“重工轻农”倾向及其农业负效应
前面，本文从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三农问题”的起源作了一般意义的探讨，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表现为农业与工业的双双进步与现代化？为什么有的（尽管是少数的）发展中国家在战后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成功地避免了“三农问题”的困扰？……显然，问题的答案还需从各国的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选择中去寻找。
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分割”、“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个方面，包括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从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国自推进工业化以来，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这种情况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明显拉大。统计资料表明，到目前为止，占我国总人以上的农村居民，其收入在国民收中所占份额还不到，而总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超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而且据测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从价格政策看，为配合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我国长期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使工农业产品交换条件有利于工业部门的积累和扩张。改革开放后，尽管多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但由于工业品价格提高更快，因此，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有资料显示，年间的年里，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农业收入达到亿元。年均流出亿元，是改革前（年均亿元）的倍。“剪刀差”这种“暗税”给农民增加的负担已超过农业税（“明税”）负担（同前注）。。
（）从税收政策看，我国城乡居民税赋也呈现明显的“城乡倒挂”现象。依据我国目前税法和现行税制，城乡居民税赋负担严重失衡。从所得税方面看，城市居民所得税起征点为月收入元及以上者，而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年纯收入不到元，却必须履行纳税义务。从增值税角度看，城镇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为年销售收入元者，然而，尽管一般农户远远达不到该收入水平，却户户必须交纳农业税。另外，现行税制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实行五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率，年应税收入不到元者，税率为。而在农业方面，对主要农作物征收的每亩实际税收负担率（税金纯收益）则分别为：稻谷；小麦；玉米；大米，均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另外，城乡税收征收方式及其（依据）也存在明显的于农于不利和对农不公现象。从理论上说，税收是基于经济收入的一种派生性收入。而我国农业税普遍采取“税跟地走”（“地跟人走”）的均摊式征收方法，以至于许多农户在几乎没有纳税基础和能力的情况下也被迫成为纳税对象。
值得提及的是，若不是刚刚在全国农村推行的旨在为农减负的“费改税”政策将多年来使农民不堪负重的税外“费”赋减了下来，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城乡居民的税赋差别就更为显著。
（）从政府投资政策（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方面看，其“城市偏向性”同样十分明显。
一方面，在政府投入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向城市和工业建设倾斜的投资政策，改革开放后，虽然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有所增加，但相对量却呈下降趋势。例如，年，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即分别为：、、、、、和；年回升到，年又下降为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财贸经济》，年第期。。另外，在政府对农业投入增加的同时，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则逐年增加，结果两两相抵（不考虑“剪刀差”形式的间接流出），农业和农村的资源净流出远远超过净流入。另外，在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城乡差别也十分明显。例如，在年的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人均达，元，而对农村集体经济投入的人均水平仅为元（同前注）。。最后，从我国农业产值比重与政府支农投入比重两个指标看，也不难发现两者间的失衡。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占的，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同前注）。。
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相当明显。公共物品应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采取明显的城乡差别待遇政策。
农村的公共物品也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前者包括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大规模土壤改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江大河治理，防治病虫害、环境保护与公共卫生设施，通讯和文化设施建设，以及年义务教育普及等。后者包括区域性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能源、水利、交通、通讯等设施建设）；高中及职业技术教育、农村医疗以及文化设施等。
“纯公共物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提供，而“准公共物品”则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财政共同提供。另外，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尽管在性质上被界定为“私人产品”，但由于其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作物产品）及其产量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具有明显的“外溢性”，政府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于价格、税收、以及投资政策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帮助其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并增加收入。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长期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倾斜，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政府财政预算解决，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则主要由农民出资负担。其后果是：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投入不足。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始终难以提高；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建设滞后，大江大河治理不利，导致水患频繁、干旱不断，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改变；农村能源交通条件改善缓慢，公共卫生设施和标准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面临严重资金短缺，从而使占人口近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不能迅速提高。
（）从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看，我国社保体制“城乡差别待遇”更为明显。城镇居民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保护；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享有“三条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政府举办的“再就业工程”等措施的关怀和保护；此外，城市居民还不同程度地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制度提供的好处。而在农村，除了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外，农民的生老病死别无其他保障。农民生活的目的和全部意义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是为生存着而“活”着。
四、结语
毫无疑问，我国“三农问题”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除普遍存在的某些客观原因外，有实际政策操作和处理不当的问题、有政策制定和决策中的失误问题、更有指导思想方面的偏差问题。本来，作为初衷，本文试图通过一般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我国“三农问题”产生和形成的深层原因。然而，结果表明，其结论似乎又十分简单，那就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之成败将最终取决于“三农问题”能否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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