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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蒙古族萨满舞(博舞)的历史变及其现代际遇(下)

时间:2006-11-26栏目:舞蹈论文

 第三章 蒙元以来萨满舞(博舞)的礼仪化
    
     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对萨满舞的影响如何?目前对此解释的人极少,几乎还是一个学术空白。本章将系统考察从蒙古民族基本统一到元帝国建立以后萨满舞蹈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以揭示蒙古统治者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进行的文化礼仪化对萨满舞的影响。
    
     一 、蒙古族国家形成时期的礼仪化趋向
    
     随着蒙古民族统一和高原帝国的形成,蒙古文化的生态和形态也开始发生变化。自公元9世纪开始,蒙古开始形成了酋邦社会,从《蒙古秘史》《黄金史》等书中可以看到,尽管联盟的首领还是推举出来的,但已经出现了高于联盟的中央集权制度、早期的行政与官僚体制、分化社会阶层、等级观念、领土意识和统一的国家意识。
     这种历史变化带来了蒙古民族文化的变迁,其中与萨满文化最密切的是四个方面:家族神话的出现、英雄神话的发达、君主文化的神圣化、萨满文化的权威化。事实上,这四个方面又是互相作用与支持的。一方面家族、英雄和君主都需要萨满文化来神化他们的历史与权威,为其统治权建构一个超世俗的来源。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 有人统计在《蒙古秘史》“‘长生天’一词在《秘史》中凡十三见,第一次出现在第 172节,最后一次出现在第 275节,时间都在1189年铁木真做了蒙古本部可汗之后。在这十三次当中,谈到‘长生天气力’的有五处,言及‘蒙长生天保佑’的凡四见,谈到‘长生天作主’的有二处,还有一处谈到‘长生天的圣旨’,可与前面‘作主’视为一处。言及‘长生天给我们敞开了门闩’的有一处。归纳起来,1189年以后的蒙古可汗在需要‘天力’、‘天佑’或‘天命’时,或颁布圣旨时,就把‘天’冠上‘长生’一语,其他场合则只用‘天’或‘上天’、‘苍天’。这种情况与十三世纪以后的白话碑的开头语‘长生天的气力里,可汗的福荫里’ 是相符合的。易言之,‘长生天’慢慢地变成了可汗的专用语。”
     另一方面,萨满文化也必须适应以君主为中心的世俗统治结构中,这就要求其既要与君主文化相协调,神话君主家族的历史,又要改变其以自然神为中心的传统信仰模式,开始建构以“天”为中心的神的谱系,将神的世界、人的世界的存在都归于天的统治之下,“无一事不归之于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蒙鞑备录》),并创造英雄崇拜和祭祀, 叙述人类英雄在影响世界方面的伟大作用,从而完成从部落文化形态上升到权威的、超部落的文化形态。这样一来,一部分萨满活动包括萨满舞蹈的活动空间、语言、参与者都开始向建立在等级文化基础上的形式转化,而这部分萨满活动的主持者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只是部落中可以与神交流的人,也是绝对君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成为维护世俗统治权的文化实践者,一方面“正如蒙哥汗所承认的,他们的占卜者是他们的教士,占卜者命令做的任何事情,必须立即执行,毫不延迟”,占卜者首领总是“把他的帐幕安置在蒙哥汗的主要帐幕前面,相距约一掷石之远。……其余的占卜者则住在宫廷后面指定给他们的地方” (《出使蒙古记》),以随时为宫廷占卜、净化送入宫廷中的东西等。具体说,部分萨满文化开始向宫廷文化方向发展,并成为特权者,《蒙古秘史》记载而豁儿赤曾要求成吉思汗给他权力,他说:“铁木真,你!当了国主,我先报知了吉兆,你将怎样使我快活?……封我为那万户侯那颜,从全国挑选美貌女子三十人做我夫人,还要听我说的话!”。
     在原始的蒙古萨满文化中有许多创世神话和关于世界结构的神话,这些神话大多是讲述了氏族生存于其间的整个世界,但在酋邦化的时代,不少神话逐渐演变成关于某一家族的神话,并将家族神话与民族的诞生、迁徙、发展等联系起来,使这一家族成为一个民族的创造者和得到神灵支持的合法的统治者,所谓“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他们自己的‘民族’,他们的‘国家’。” 《蒙古秘史》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成吉斯合罕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尔帖赤那……” ,成吉思汗出生时,“左手握着髀石般的一个血块”,而其定亲时,女方家人则“梦见白海青两爪攫取日月飞来”,在铁木真成为大汗的时候,萨满豁儿赤前来说:“上天神人来指点给我看:一头惨白色的乳牛来围绕着札木合,来撞札木合和他的座车,一支角触斜了,说:‘给我的角!’又向札木合触去,扬着土怒吼。又有一个无角的黄牛拉来一个大座车,从铁木真身后走来,吼着说:‘天地神祗都同意,使铁木真当国王,现在把他送来了。’这是天神亲自指给我看的。”这就把传统的世界神话转化成了成吉思汗家族神话,表明其命中注定要成为蒙古的最高统治者。同时,萨满文化也开始将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蒙古秘史》中记载了天神腾格里创造的人类世界中有两种人:一是“察干牙速惕”——白骨人,是高贵的种族,与天神有密切的联系,另一种是“哈拉出惕”——黔首人,是贱民,服从统治者是他们的天职。人间的统治者是由天神指定的。 这样一来,天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原始蒙古时期部落成员通过萨满活动可以与之相交接的天,而演变成了权力的神秘的授予者与决定者。不仅是天的文化意义发生变化,原始的动物崇拜也开始向英雄崇拜、图腾崇拜项战旗崇拜转化 。与之相应的萨满活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早期的氏族萨满做祭祀、行巫术,只是尽义务,即非专业,也非特权。后来他们逐渐向有特殊的地位,受到特出的尊敬和待遇。……萨满开始向宗教职业者转化。” 部分萨满活动逐渐成为神化统治权力的基础,王权与神权开始了相互结合、相互利用的历史。
     其结果是萨满活动的过程、巫术的方式以及其活动形态的改变。如图腾崇拜,在蒙古民族形成晚期,图腾崇拜已经逐渐演化成旗纛“苏勒德”崇拜,后来,“苏勒德”被纳入“九十九天”神之一,成为“战神”和“主灵”祭祀对象,其时对于旗纛“苏勒德”的祭祀尚具有激励本氏族、本部落全体成员的性质,以压倒敌对氏族、部落之威风。酋邦国家时期,这种旗纛祭祀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一部分旗纛祭祀还保留着部落文明的性质,主要是保护部落成员在战争中的安全和激励他们的英勇精神,如目前还流传在鄂尔多斯地区的龙年黑纛威猛大祭,尽管已经受到一些佛教和等级文化的影响,但还是留有鲜明的部落文化痕迹。该祭祀的参加者必须是本部落的男性,不许异族人员参加,献祀的祭品必须是公蓄,仪式中要用一只黄额绵羊和一只白脊黑山羊进行血祭,以象征被惩治的敌人,在一系列的宰杀、撒祭牲的血、念诵祷词等仪式性活动之后,两位袒胸露臂的英雄将祭纛的牲血喝下去,然后参加祭司的人都蜂拥而上,抢食堆积如山的胙肉。这个龙年黑纛威猛大祭还是以部落为中心,全体部落的男性成员都可以参与的活动,而其所祭祀的对象也主要是平等地保护、帮助所有部落的战士,其中没有等级和权威的区别。但在酋邦国家时期,不少旗纛演化成贵族的徽号,旗纛祭祀的一部分也从全体氏族的祭祀演变成表现贵族身份、权力的祭祀活动。在成吉思汗去世后,吉鲁格台·把阿秃儿唱道:“用骅骝儿马的脑髻制作的/你的旗帜,/你的国徽,/你的战鼓、号角、胡笳,/你的全体民众,/你的客鲁伦河滨之曲雕阿兰原野,/你登上宝座的净土,/都在那里呵!”在这里,旗帜与领土、民众、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建构和维护成吉思汗家族权威、证明其伟大的统治的象征,这就改变了原始萨满活动中图腾祭祀主要是祈求神灵以保护部落成员的象征意义。白纛象征权威,据说“在平安无事、安居乐业的后方,或者成吉思汗没有战事在宫帐中安居的时候,则竖起白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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