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他者:解构《落花》的中国想象
三
将电影文本当作文化符码解读,性格与情节依旧是基本要素。巴罗与程环不仅是两种个人性格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两种民族文明性格的象征。《落花》问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西方文明的过度竞争与残酷的战争,使许多西方人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暴虐性,这种反思与批判思潮构成现代主义运动的主流。《落花》中破落、酗酒、暴虐的白人拳击手巴罗,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而在西方人的想象传统中,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软弱的民族。从小说家笛福(《鲁宾逊漂流记续篇》)到使节马戛尔尼(《中国见闻》)到许许多多传教士的著作,都在反复强调中国人的懦弱。 而电影中程环第一次与西方人接触,就是美国水手在街头打架,程环本想劝阻,却被撞倒在地,吓得缩成一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出现的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为社会危机意识与美学哲学上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现代主义思潮开始怀疑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理性与进步,怀疑他们一个多世纪间信心百倍地建设的现代文明的人性基础,他们开始在西方文明之外、现代文明之前,在古老的东方,寻找启示与救赎。现代主义思潮中有一种明显的东方热情,它不仅继承了浪漫主义时代有关东方的异国情调式的想象,也复兴了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用东方文明批判西方社会文化的反思精神。J·J·克拉克在《东方启蒙》一书中详细介绍了20世纪初西方突然兴起的一种东方热情。这种热情表现在艺术、哲学、宗教、科学甚至生活情调等各个方面。印度哲学对非理性哲学、中国诗歌对意象派诗歌、日本与中国的绘画对现代画派,都有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在20世纪最初的20多年中,东方主义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是这个文化东方的重要代表。中国形象作为前现代想象中的"他者",在时间上代表美好的过去,在空间上代表美好的东方,表现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种怀乡恋旧的寄托与精神和谐的向往。
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中国热情,同时表现在虚构文本与个人经验中。虚构文本的代表是出版于1901年的《中国佬的来信》,个人经历最典型的是著名哲学家罗素的中国之行。
《中国佬的来信》 以想象中的中国传统文明的尺度,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庸俗的物质主义。在1901年出版的这部怪书中,"中国佬"一改19世纪西方传说的丑陋怪诞的形象,又恢复为启蒙运动时代哲学家笔下的东方智者。《中国佬的来信》令人想起启蒙运动时代流行的信札,像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阿尔央斯侯爵的《中国人信札》、哥尔德斯密的《世界公民》。 "中国佬"对普通英国公民的印象是:"一个与大自然脱离的人,一个没有艺术感悟的人,"进步可以丰富物质,但不可以丰富道德,也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在中国过去的许多世纪,一直有一批人从前者中解放出来,追求自由艺术……"狄更森描述的中国,完全是一个自然、和谐的,表现着西方人"对幸福时代的向往与回忆"的牧歌田园。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与穷凶极恶的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比较起来,中国文明的优越性首先表现在社会的稳定上,这是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一种道德秩序,它体现在尊老爱幼、敬重祖先的家庭观念上,热爱劳动、尊重农民的经济观念上,和睦友爱、自我克制、淡泊名利的社会观念中和热爱自然、追求艺术的美学观念中。中国形象对于西方文化,意味着一种怀旧与思乡情绪,具有美学解放的意义。
中国形象所代表的东方启示,是否能够拯救西方?《落花》中的程环,就是一位试图以中国文化精神拯救西方的"中国佬",但是一位堕落与失败的"中国佬"。《落花》的情节具有身后的历史语境。最初出现于电影中的程环从装束于神情上,都令人想起西方传说的"满大人"(Mandarin),穿着官服,坐着人力车,摇着扇子。他在寺院里聆听佛家教诲,立志要将"伟大的和平的消息带给野蛮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程环的志向暗示出西方传统的东方启蒙幻想。莱布尼茨曾经希望,在西方派传教士去中国的同时,中国也派智者到西方,教西方人道德哲学与艺术。
启蒙哲学家经常用一个虚构的东方旅行者的角色批判西方社会与文化宗教制度。在《世界公民》一书中,哥尔德斯密虚构的中国智者连奇(Lien Chi)来到西方,传播中国思想,批判英国社会弊端。程环似乎是他们的继承人,连名字发音都联想到《世界公民》中的另一位中国文人冯煌(Fum Hoam)。 但是,程环无疑是一个堕落的继承人。从上海到伦敦,程环从一个光顾高雅佛教庙宇的中国文人变成出入? 黄坦萦胂铝骷嗽旱奶迫私稚系男》贰T谘黄悦沃杏惺被够嵯肫鹚泄恼任鞣降脑洞笾鞠颉W钣幸庖宓囊桓銮榻谑牵欢园桓衤?撒克逊兄弟,可能是传教士,站在程环的小古董店门前向程环传教,并告诉程环"他弟弟明天要去中国向那些异教野蛮人传教",程环祝他走运的时候,表情中辛酸痛苦表现得非常明显。
西方的传教士一批一批地前往中国,中国的传道人则在西方堕落成抽鸦片烟的小贩。电影的深刻意义在于,它解构了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中国想象。中国精神果真能够拯救西方吗?程环集美与堕落于一身,既是理想中的拯救者,又是现实中的牺牲品。 他唯一一次实施他的救世理想的机会,就是影片开始时他在码头劝架,告诉那几个美国水手不要"以暴易暴"。场景的荒唐具有明显的反讽意义。电影明显表现他的哲学是无力的空想,诗的灵性消失在鸦片烟中,美感几乎变成感官纵欲。而电影的最后结局,是他用手枪打死了巴罗,自己用匕首自杀。最后这一以暴易暴的结局与他最初的志向,形成明显的反讽。
四
西方现代主义向往的东方启悟果真可以拯救西方?1920年,哲学家罗素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与苏俄革命的双重失望,来中国 "探寻一种新的希望"。罗素说:"当我前往中国时,我是教书去的。但我认为我在中国逗留的每一天我要教给中国人的东西甚少,而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甚多。" 他说中国文明丝毫不亚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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