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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易卜生与中国重新思考

时间:2006-11-26栏目:艺术理论论文

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易卜生与中国重新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在作者以往的研究之基础上,把中国的易卜生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现代性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语境下来考察,认为易卜生早期在中国的接受虽起到了推进中国的文化现代性的作用,但对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形象的确立却作了误构。而在目前的国际易卜生研究领域,返回艺术家易卜生的呼声则代表了国际前沿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莎士比亚化的美学建构以及赛义德的旅行中的理论的双重启发下,作者首次富有独创性地提出了易卜生化的理论建构,并据此和国际易卜生研究界进行了平等的对话。
关键词:现代性  易卜生主义  易卜生化  世纪末  美学转向  接受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者,易卜生为20世纪的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艺术家形象早已在西方的语境下得到了肯定。尽管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精英文化及其代表性产品---文学---越来越受到大众文化的挑战和冲击,但一个使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则是,易卜生仍然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不断地为学者和艺术家们讨论和研究,各种形式的国际性研讨会仍然频繁地在一些东西方国家举行。(1)这一点确实使那些为精英文化和文学的命运而担忧的人们感到欣慰。但是,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下,易卜生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作为一位艺术家而为人们所接受,他的作用和角色曾一度被不恰当地误构为仅仅是一位具有革命精神和先锋意识的思想家和社会批判者,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由于他所塑造出的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想象所致,如娜拉和海达·高布勒等,因为这些人物给中国的观众和戏剧研究者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以致于他们几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即易卜生首先应该是一位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戏剧艺术家,或现代戏剧之父。他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自然应当受到重视,但是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易卜生则不仅对20世纪中国话剧的崛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还影响了一大批锐意创新的中国现代剧作家。这样看来,把一位以戏剧创作为主要成就的艺术家当作思想家来研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起了误导作用,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当人们更多地讨论尼采、弗洛伊德、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等西方思想家时,易卜生在西方思想界所曾经产生过的影响便很少被人提及。尽管他确实对文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还给过弗洛伊德一些文学灵感,但与上述那些思想家相比,易卜生的作用不禁相形见绌。因为与上述几位大师相比,易卜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戏剧艺术创作而产生的。因而返回作为艺术家的真正的易卜生将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易卜生之于中国现代戏剧的美学意义。本文的写作就从质疑易卜生形象的误构开始,主要从戏剧艺术本身来讨论易卜生的成就。


易卜生与中国的现代性之反思


       毫无疑问,在中国和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中,易卜生及其剧作都起到了重要的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涨时期。这时易卜生主要被当作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着天才的创新意识和预见性的作家来接受的,他的剧作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确实,在西方学术界,不同的学派和有着不同的批评倾向的学者和批评家都对他的艺术成就或社会影响作出了不同的评价。有些学者认为他是莎士比亚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艺术家,或者说现代戏剧之父,因为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因而有着典型的现实主义意义。毫无疑问,易卜生在自己的剧作中对社会显示予以了强有力的批判,这一点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那与当时的社会习俗格格不入的个人性格有关。这也许正是易卜生为什么一开始就被当作一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介绍到中国来的原因之一。由于他的剧作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同时也由于当时的文化土壤和接受语境所使然,因而毫不奇怪,他被划入19世纪的欧洲现实主义传统之列,但根据当代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易卜生倒是更多地被当作一位现代主义艺术大师来讨论的,因为他在19世纪的出现实际上预示了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的崛起,而且他的不少富有预见性的洞见实际上为西方文化和思想的现代性进程铺平了道路。我正是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启发下,试图从文化和审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对易卜生及其剧作作一新的探索。我认为,易卜生首先应被当作一位文学大师,或更为确切地说是一位戏剧艺术大师,来研究,把他当作一位思想家来研究实际上遮蔽了他那显赫的艺术成就,尽管他确实激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反抗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首先正是为娜拉、海达·高布乐、斯多克芒医生和昂各斯特郎德这些主人公的刻画所打动的,因而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不得不深受其影响。为了对易卜生对中国戏剧的贡献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我首先花费些篇幅来回顾一下西方学术界近十多年来对易卜生的研究,并将之与其在中国的接受相关联。(2)
       诚然,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讨论易卜生及其剧作在西方学术界早已不再新鲜了,即使我本人也曾作过这样的尝试。我在先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指出,易卜生为什么如此受到观众青睐和学者们研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剧作中所蕴涵的多重代码。也就是说,除了现实主义的代码外,还有着另一些具有批评价值的代码。(3)  我通过仔细的考察,可以肯定地认为,易剧中除了现实主义等文化代码外,现代主义或现代性完全可能成为其最重要的代码之一,这一点使得易剧至今仍与当前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争鸣密切相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受到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之事实的启发,最近结合其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对现代性的概念作出了全新的解释。(4)  在他看来,现代性若不与后现代性相关联是不能在当代产生新的意义的。确实,易卜生在生前与他同时代的批评界格格不入,其部分原因就在于他那很难为同时代人所容的超前意识,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其剧中所隐匿的富有预见性的思想观念。他的一些至今仍为我们所热烈讨论的剧作在当时并不为观众和批评界所接受,其中包括《群鬼》和《人民公敌》。  当他的《群鬼》发表时,他受到了同时代批评家的猛烈批评。面对这些恶意中伤式的批评,易卜生毫不退让,反而十分自豪地宣称,所有这些抨击我的剧作的小人和骗子们总有一天会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受到毁灭性的审判….我的著作属于未来。(5)他的为未来而写作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已被今天的文学史编写者的实践所证明。也就是说,易卜生的艺术不是短命的,而是向未来时代的不同解释开放的、并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与那些生前并不为同时代的人们所重视而嗣后却又被后来的学者和批

评家重新发现的所有中外文学大师一样,易卜生的剧作虽不乏深受当时观众欢迎之作,但更主要的却是面向未来的读者和观众。因此他的断言是不可能为他同时代的人所证实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一个多世纪前所描述的东西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现代性虽已受到那些鼓吹后现代性的人们的有力挑战,但在很多人看来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因此事实已经证明,易卜生的一些戏剧作品在当今时代仍然不断地上演,并且深受西方和中国观众的喜爱。(6)
       我们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讨论易卜生时,首先应当承认,现代性在其广义和多元取向之意义上说来,不仅应当包括其文化和政治的含义,同时也应包括其审美的含义。也就是说,它既应当被在其最广泛的艺术意义上被看作是一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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