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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见之明研究综述

时间:2006-11-26栏目:特种医学论文

  【内容提要】后见之明指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其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假定型设计和记忆型设计。后见效应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文章对后见效应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及其有关理论进行了简要综述,并对其应用价值加以评述。
【摘  要  题】学术述评
  人们这样调侃历史学者:每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总能找到若干理由,证明这一事件必然发生。事实上,岂但历史学者,每个人(或许可称作朴素历史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类心理偏向。人们都曾有这样的体验,觉得自己“早就知道”某一事件(如球赛、婚姻、选举等)会出现何种结果。但是,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早知如此”时,别人往往会对其言谈打个折扣,认为他不过是个“事后诸葛”。
  Fischhoff最早对后见之明(hindsight  bias)做了实验研究[1],在实验中,他向被试呈现历史画片,比如,19世纪英国人与尼泊尔哥尔喀人(Gurkhas)战争的画片。在先见(foresight)条件下,不将战争的实际结果告知被试,要求被试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最终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而在后见条件下,告诉被试战争结果,然后要求他们假定自己不知道实际结果,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研究发现,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较之先见条件下的被试,对实际结果出现的评定更有把握。Fischhoff将后见之明定义为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
    1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及主要结果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假定型设计(hypothetical  design),如前所述Fischhoff的研究,其方法为比较两组被试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一组被试不知道事件结果,另一组被试知道事件结果,但要求他他假定自己不知道;另一类是记忆型设计(memory  design),其方法是比较一组被试的初始反应和回忆反应,首先要求被试对事件某些可能结果作出一系列判断,然后,让被试知道事件的真实结果,再要求他们回忆原来的判断。
  我们可以看到,假定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很类似于历史学者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评论(在此之前未曾置喙);而记忆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则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些事件作出预测,事件发生之后,又对自己先前的预测进行回忆评述。Hertwig、Gigerenzer和Hoffrage[2]认为,上述两种范式所研究的效应是有本质不同的。他们提议,将记忆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后见之明”,而将假定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早知如此”(know-it-all  along  effect)。但多数有关研究并未作此区分。
  后见之明在多项不同任务类型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这些任务包括对事件结果的确信程度判断、二择一判断和数量估计等。这些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有政界选举[3]、医疗诊断[4]、科学实验结果[5]、经济决策[6]、自传记忆[7]和一般知识[8]等。从总体上看,后见效应的幅度很小(根据Christensen-Szalanski和Fobian  Willham[9]的元分析结果r=0.17,信度矫正后r=0.25),但此效应极为强固,难以消除。
  Fischhoff和Beyth[10]研究了人们对当前新闻事件的先见和后见判断。他们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之前,要求被试对可能出现的诸多结局作判断;在尼克松出访后,再要求这些被试回忆其先前对每一结局的可能性判断,看自己是否预测准确。研究发现,被试表现出明显的后见效应:对于他们认为已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对于他们认为没有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小。这就是说,即便是被试内设计,也同样会出现后见效应。
  Fischhoff和Beyth[10]在实验中,明确要求被试:“请再一次填写问卷。这一问卷与两周前测试所用问卷相同。写出你当时对各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判断”。在这种情境下,被试不会将后见判断误认为对当前知识的评估,他们会把后见判断看作是对先前知识状态的准确回忆和重构。虽然指导语明确要求被试再现初始的可能性判断,但并没有减小后见效应。
  Davies[11]探讨了先见判断的提示对后见判断的影响。Davies预期,在被试做后见判断时,向他们提示其先见判断时的想法,应会减小后见效应。在实验中,被试首先阅读某心理学实验的程序,然后评定出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两周之后,主试向这些被试报告实验结果,并要求他们再次评定实验结果。研究虽然证实了Davies的预期,呈现其先见判断的被试,其后见效应减小,但此效应不能完全消除。
  很自然,人们会将后见效应与被试的动机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认为,被试之所以表现出后见效应,就是希望自己显得聪明、有远见,则未免失于简单。比如,Fischhoff[12]在实验中通过指导语改变被试的动机强度,并没有影响其后见效应的大小。
  然而,动机因素似乎是和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来影响后见效应的。Hell等[8]比较了认知因素与动机因素对后见效应的影响。实验的自变量为正确答案的呈现时刻、被试对其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被试正确回忆其初始回答可得到的酬金;实验的因变量为被试由先见判断而后见判断的变化幅度(以百分比为指标)。结果发现:(1)初始回答的可回忆程度(由进行初始估计与回忆初始估计的间隔时间来控制)和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这两个认知因素的效应显著,初始回答越容易回忆,后见效应越小;(2)诱使被试准确回忆的酬金与两个认知变量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在酬金较高的条件下,记忆保持的时间间隔对后见效应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在被试对初始回答进行精细编码的条件下,酬金的简单效应不显著。Hell等认为,对初始估计难以回忆,是产生后见效应的一个必要条件;后见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回忆初始估计的难易程度和所呈现的“正确”答案。
    2 后见之明的理论解释
  Hawkins和Hastie[13]分析归纳了人们进行后见判断采用的4种策略:(1)对初始观点直接回忆;(2)锚定于目前观点而调整推断初始观点;(3)认知重构(cognitive  reconstruction);(4)自我表现(motivated  self-presentation)。
  对初始观点直接回忆,是被试在接受结果反馈后进行后见判断时,最简单的反应策略。此时,被试在长时记忆中搜索初始观点,并且作出与其一致的反应。然而,被试不能够将其初始观点完全记住。Fishhoff[12]和Wood[14]的研究表明,其被试只能回忆出初始评定的2/3。这样,被试就可能采用第二个策略,基

于目前的、知道结果后的观点,来推断其不知道结果时的想法。不过,从现有研究结果看,这两个策略在后见判断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13,15]。
  认知重构指被试通过对结果的“再判断”而对先前的判断加以重构。认知重构包括3个方面:证据选样(sampling  evidence)、证据评估(evidence  evaluation)和证据整合(evidence  integration)。当人们进行判断时,会将环境或长时记忆中与此判断有关的证据回顾一番。通常,这种回顾与精细的搜索和辨别加工相联系。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和记忆中的相关信息极为丰富,选择证据往往不能完全在意识控制下完成。对后见效应的解释之一,就是针对引证判断的证据特点而阐发的:一旦人们知道结果,则在随后的判断中,不大可能去接通与结果不符的信息。比如,Slovic和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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