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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与瞻望:心理学的三大测验技术

时间:2006-11-26栏目:特种医学论文

  【内容提要】问卷测验、投射测验及情境测验是心理学中齐名的三大测验技术。问卷技术虽然被普遍使用,但在西方早就遭到批评:“系统歪曲假设”的观点认为它得到的结果是行为的语义相关,并非真实行为本身;“好恶度倾向”观点认为在问卷测验中被试往往不是按主试的要求和真实情况回答。问卷测验无法解决“装好”、“装病”倾向、随机作答等问题,它普遍适合于西方文化,是否普遍适合于中国文化是个问题。投射技术因对心理诊断相对不重视而衰退。情境测验所设计的特定情境只能……
  在心理学中,问卷测验技术对我们来说最为常见,因为从人格测验到临床心理测验,大都采用问卷技术。投射测验技术虽然在国外曾经盛极一时,但在国内却仍属鲜见。情境测验技术是继问卷测验、投射测验之后,伴随着评价中心技术(Assessment  Center)而兴盛起来的新技术,国内现在亦有引进与探索。如此三大技术,孰优孰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三大技术在中国的应用,是何种现状与局面?本文试作一番评论与探讨。
    一、引进西方心理测验的困惑
  在大陆、香港和台湾,主要的著名的心理测验量表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修订的。这种情形在大陆尤甚。我们的人格评定、智力测验、心理卫生评估等方面的量表几乎全是国外引进修订的。“量表热”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今日,并未“冷却”多少;研究者修订国外量表的热情高涨;培训班曾经遍及全国;像《韦氏智力测验》这样一些需要保密的重要测验工具甚至出现了盗版。杨中芳等人曾对社会心理学方面使用量表的情况做过一些调查,发现大陆几家心理学杂志的编辑部都曾提及、呈交的社会心理学论文中,几乎全都是使用问卷调查法来收集资料,其中大多数是使用西方引进的量表;并对台湾出版的《中华心理学刊》1976-1986年间发表的30篇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报告作过统计,发现其中29篇使用问卷测验作为工具。平均每个研究使用了2.62个量表;所使用的量表中,25%未经任何修订直接翻译于西方量表;42%经过修订;4%是根据西方理论编制的量表;三者共计71%。[1](pp.212-214)
  这种大量地引进、修订国外量表,过分地依赖于国外量表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批评与反省。概括有关研究,以下几点是值得深思的:
  1.西方心理测验的文化背景难以完全适合于中国人:其量表的编制,是对西方人的心理研究的结果。也就是说,当西方人编制量表时,对变量的选择、解释,是基于西方人的特点。而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格等心理特质上有很大不同,所以,西方的心理测验很难完全适合于中国人。譬如人格测验,如果完全是基于对中国人的研究,可以断定,所选择的人格变量肯定不会是卡特尔的16种因素(16PF),也不会是高夫的23种因素(CPI)。
  2.中国人不适合于做西方人编制的心理测验:杨国枢提出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在做心理测验时,有着不可忽视的与西方人不同的反应心向或方式。其一,社会赞许心向;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而是按照社会的期望作答;其二,默认心向: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作答,答“是”或“赞成”的倾向比答“否”或“不赞成”的倾向要强;其三,“中庸”心向:中国人受“中庸之道”的影响,往往倾向于选择折衷的、中间的答案;其四,避免反应:能不回答则尽量不回答。所以,西方的量表用于中国人时,肯定存在不少问题。[2]中国被试在做测验时,所面临的是一种矛盾困境。此外,中国人习惯于向亲朋好友倾诉衷肠,而不习惯于对陌生人、外界、公众披露、评价自己;不真实回答的倾向较大。中国人有较强的“社会取向”,从众性很强,在问卷中倾向于选择多数人可能回答的答案而不是真正自己的答案。所有这些,无疑会严重影响到测验结果,难以真正解释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
  3.中国被试在接受心理测验时的“外国线索”效应。杨国枢和彭迈克发现,香港中英文双语训练的学生,在做英文问卷时,比做中文问卷更能与中国文化认同。他们称此为“民族自我肯定心向”。[3]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又发现中国被试有时显示“民族自我肯定心向”,有时又出现相反的“民族自我妥协心向”,即指在用英文回答问卷时,有时也有向西方价值观靠拢的现象。[4]在另一个研究中,Bond发现被试在做同一份问卷时,会视题目所牵涉两个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标准回答。表明被试对原量表所属国家的文化愈了解,回答时造成的偏差愈大。也就是说,中国被试对量表的“外国线索”颇为敏感,并会因此而改变其反应。[5]所以,一味照搬外国量表,其弊病很多。
  4.中国被试接受外国量表的测验,其结果不乏莫名其妙之“谜”。例如,不少研究业已发现,中国人在测谎题上的得分特别高,有时比西方样本高一倍之多。难道说中国人要比西方人更会说谎?两大著名人格测验MMPI和EPQ用于中国人样本,都出现这种奇怪结果。路君约使用MMPI测量台湾样本,发现中国人的测谎分比西方人高很多;而MMPI全国协作组在大陆的测验结果也出现相同现象。[6](pp.449-457)陈永昌使用EPQ问卷测验香港成人样本,发现测谎分数很高。[7]龚耀先在全国取样的结果也出现同样情况。一开始研究者认为,或许中国人社会赞许倾向高,有可能为了获得社会赞许而说谎。但后来的研究发现,测谎题与其它人格及临床指标的相关也非常高,所以研究者认为,很可能对中国人来说测谎题并不能测到真正的测谎程度,而是另一项人格的或临床的指标。[8]有意思的是,林邦杰以及林一真与杜淑芬在对台湾的小学生测验时,竟然发现测谎题得分愈高者,自我概念愈好,焦虑程度愈低,老师的评价愈高。[9]在对自我概念的跨文化研究中,也曾出现同样的现象。Bond的研究就发现,中国人自我概念得分总是比西方人要低。[10]White  &  Chan也发现:中国人自我概念的总分低于美国人,即使在中国人文化价值上较受重视的一些特点上,仍然还是没有西方人高。[11]难道中国人的自我真的如此低吗?这只能说用西方人编制出的自我量表难以测出真正的中国人的自我,因为中国人的自我本身就与西方人迥异。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移植外国量表进行了反省并提出批评。既然外国的量表是为其本国人所编制,其变量是研究其本国人的结果,而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量表从内容上说是不能适合于中国人的;我们对这些量表仅作一些语言形式上的修订,用以评估中国人,所得到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与西方人作了一个比较而已,很难说可以透彻地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既然外国的量表从回答的形式上来说也不适合于中国人,使用它所得到的结果,必然大有问题,且有诸多奇怪而难以解释的现象出现。引进外国的量表会有如此多的麻烦与困扰,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二、系统歪曲假设诸说:对问卷测验的批评
  不独移植西方量表在中国遭到非议,就连问卷测验技术本身,在西方也遭到批评。
  美国心理学家凯利曾经有个著名的假设:“人是科学家”。因此他说:你要想知道人的心理吗?你可以直接去问他。凯利的论断道出了西方普

遍流行的问卷测验的主要思路。无疑,问卷测验在欧美是心理评估的主要技术手段。问卷测验技术具有多种优势:(1)可以不受局限地用以评估人的各方面的心理现象与特质;(2)节约时间、人力、经费,可以在集中的时间内获取较多人的资料;(3)可以通过建立常模来进行比较,获取客观化、标准化的推论;等等。
  但是,问卷技术仍有不少局限与缺点。对问卷技术比较尖锐的批评,当属Shweder和D'Andrade。他们提出“系统歪曲假设”,认为在人格自陈问卷测验中,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是基于记忆的,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各种行为类别的语义的相关,并非真实行为本身。也就是说,所测到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真实行为,认为人格问卷测到的特质只能作为人与人相互知觉评判的标准,而知觉评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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