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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爱特征的实验研究

时间:2006-11-26栏目:特种医学论文

  【内容提要】本研究采用等级排序的方法,60名被试分别在大、小两种恒定的期望值条件下,对不同风险来源和不同风险水平的抽彩方案进行偏爱排序,以此来检验组合理论有关风险偏爱模式的假设。结果发现:(1)被试的风险偏爱模式以单峰模式为主;(2)期望值的大小和不同的风险来源对偏爱模式没有显著影响。通过与美国研究者的结果比较发现,中美被试对于固定收益、中等风险和高风险评为最不偏爱的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1 前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要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做出决策,而决策往往带有一定的风险[1]。所谓风险就是决策具有多种可能的后果,包括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盈利。一些研究指出,决策风险主要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决策后果的种类、后果的严重程度和各种后果发生的概率[2]。一般而言,决策后果的种类越多,后果的严重程度越大,后果发生的概率越小,相应的风险水平就越大。另外后果发生的不确定性也会对决策者带来风险。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的决策者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有的决策者为了收益,哪怕是丁点的收益,也会冒很大的损失的风险去追寻。而有的决策者为了防止损失,哪怕他面前有很大的一笔收益,而且获得这笔收益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他也不愿去冒丁点损失的风险。还有一些人既不一味地追寻风险,也不一味地回避风险,而是对具有一定水平的风险特别喜爱。另外,即便是同一个人对待同一项决策任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境条件下,对待风险的态度也会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用风险偏爱(Risk  Preference)来说明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
  对于风险偏爱的理论研究主要有效用理论和组合理论两种。
  效用理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贝奴理,他认为人在风险条件下的选择行为的依据是为了获得效用的最大化。当时认为这一理论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一些直观的、可以描述的东西[1]。后来,赛维吉等人(1948年)引入了效用函数的概念,用效用曲线来直观地描述价值与效用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的效用函数很难说明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博弈行为和买保险行为同时存在和人们喜欢将资金投资在中等风险的项目上的现象。尽管数学家诺伊曼和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在效用的测量以及期望效用的规则调整等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丰富和规范了效用理论的许多内容,并且现实的生活中,特别是在金融和投资组合选择中,效用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这一理论还是不能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的风险决策行为。效用理论认为,人的决策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效用的最大化,效用是决定决策行为的直接因素,那么以此理论推论,如果在效用恒定的情况下,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应该是没有差别的。
  而有人则认为个人对风险的偏爱应该是先于效用而对决策行为产生影响[1],他们认为如果在效用固定的先决条件下,不同的个体的决策选择行为,反映了他们个人的偏爱。库姆斯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偏爱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3]。该理论认为在风险条件下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选择并不是一味地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在效用和风险水平两者可接受的情况下得到妥协。组合理论将人的风险偏爱模式大致分成以下四类五种模式:(1)单调模式(Monotony  Pattern):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单调递增型,即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程度随着备择方案的风险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一种是单调递减型,即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程度随着备择方案的风险水平的增加而降低。(2)单峰模式(Folded  Pattern):即决策者既不一味地追寻风险,也不一味地回避风险,而是对具有一定风险水平的备择方案表现为最为偏爱,而在这最佳风险水平点两侧,随着风险水平增大或减小,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程度也降低。(3)反转模式(Inverted  Pattern):所谓反转是相对于单峰而言的,即决策者对某一风险水平点的备择方案最为不偏爱,而在这一风险水平点两侧,随着风险水平的增加或降低,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程度也增加。(4)不可传递模型(Intransitivity  Pattern):决策者对系列变化的风险水平没有规则的偏爱倾向。该理论提出了四个假设[1]:(1)当期望效用保持恒定时,决定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顺序的是决策者的风险偏爱。(2)风险偏爱是呈单峰分布的。(3)风险偏爱顺序是由风险偏爱和期望效用两个因素决定的。(4)风险偏爱顺序可作线性变换,线性变换前后的偏爱顺序不变。该理论还认为只要是效用恒定,不管这个效用的值有多大,决策者的风险偏爱均是呈单峰曲线,也就是说风险偏爱对于决策者来说是一种稳定的特质。
  许多跨文化研究指出了风险知觉和风险态度的文化相关性。Slovic等人的研究指出,个体对健康和安全方面有关的风险知觉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Slovic,et  al,1991,Kleinhesselink  and  Rosa,1991)[4]。著名的“高氏猜想图”也形象地说明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冒险行为的分布是存在着文化差异的。
  本研究以高校学生为被试,分析他们的风险偏爱的模式;同时,将我们的研究数据与MacCrimmon取得的美国被试的数据进行比较,探讨风险偏爱的文化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是60名在校的本科大学生,年龄在19-23岁之间,其中男生37人,女生23人。他们均是自愿参加实验的。
  2.2 实验任务
  本实验的任务情境是抽彩,告诉被试在一个袋子里放有100颗围棋子,其中有38颗黑子,62颗白子,如果被试从中摸出5颗棋子,这五颗棋子中黑子的个数决定被试赢钱或输钱的数目。
  被试的任务是对这种抽彩形式所列举的三组结果方案的偏爱程度进行1至5排序,1为最为偏爱,5为最不偏爱。
  对结果方案的设计分成三种情况,但三组方案的期望值都是相同的:A组是损失值保持不变,收益值、收益概率和损失概率改变(损失概率=1-收益概率)。B组是收益值保持不变,损失值、收益概率和损失概率改变。C组是概率保持不变,收益值和损失值改变。备择方案的风险水平用方差来衡量[3],而且备择的结果方案的风险水平从1至5逐渐增大。方差的计算公式为:
  附图
  M为方案的平均价值,P[,i]为各个结果发生的概率,Value为各个后果的价值,Variance为衡量风险水平的指标。
  2.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被试间和被试内的2×3的两因素混合设计。其中,一个因素是期望值,期望值分为大小两种,小期望值为5元,大期望值为50元,此因素采用被试间设计。另一因素是风险来源,此因素用固定收益值、固定损失

值、固定收益概率三种方式来实现,此因素采用被试内设计。为消除三组方案带来的顺序效应,A、B、C三组方案的呈现顺序采用拉丁方设计。
  2.4 实验程序
  60名被试分成两组,大期望值组30人,小期望值组30人,每次实验由3~6人参加。被试走进一间空教室,每人坐一排,使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影响。主试分发问卷和答卷,说明实验目的和指导语。被试阅读完抽彩情景后,主试向被试演示抽彩活动:主试抽三次,将结果给被试看并向被试说明演示的目的仅是让被试对这个抽彩活动有个感性的认识,并没有其他任何意图。然后告诉被试抽彩的换算方法,告诉他们等所有的实验结束后主试会抽一次彩,最后的结果会告诉他们,看看他们的决策到底会有多少收益。最后要求被试根据个人的真实感受独立完成排序任务。
    3 结果和分析
  3.1 风险偏爱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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