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一体、诗乐舞结合。由于古代应用文与文学作品同源，古人对文体类别的划分是模糊的，在写作实践上则表现为古代文章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交融、交叉。《尚书》中收录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种，就说明当时的官方文辞已根据用途和体式的不同分别归类命名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进一步指出了各种文体之间的差异。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又把所有文体分为“文”与“笔”两大类：“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不过，这个分法比较笼统，仍没有触及“应用文”与“文学”的本质区别。可见，古代文学与非文学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古人对文体类别的划分是比较模糊的。
　　三是与古代的选官制有一定关系。中国古代政府机构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是门阀世袭和科举考试作为门阀的后裔，他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则更非等闲之辈。这些人做了文官后因为远离文学创作，只能在应用文写作中表现自己的才华。正如白居易所说：“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就是说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诗人将目光转向自然，将才华倾注于山水。从政愿望实现后的文人，生活环境决定了其才华的最好表现形式就是应用文写作。他们的目的是既要让皇上采纳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又要让皇上赏识自己的才华。因此，所写的应用文有意无意中充满了文学色彩。
　　文化方面的因素也有三个：
　　首先是古人崇尚文采。古代，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文人骚客，都十分重视文采。孑L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里的“文”就是指“文采”，没有文采的作品是不会流传久远的。汉代强调“诗赋欲丽”，曹魏时代追求辞藻华美、句式对仗、音律和谐。在这种形势下，重词藻、讲对偶的骈体文就成了文坛的新宠，不但诗赋明显骈化，而且诏、令、表、疏、碑、铭、诔文、祭文等都采用骈体。尽管经过唐代的几次文体革新，但骈文文学性强的正面效应对应用文的影响已根深蒂固了。
　　其次，古代应用文受古代文论的影响很明显。古代文论在内容上强调文采，主张应用文写作要“典雅”，曹丕在碘论·论文》中第一次提出“奏议宜雅”的观点。陆机在<赋》中也说“奏平彻以闲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横经为式者，自人典雅之懿。”模仿经典来作文，自然就有典雅之美。何为典雅呢？刘勰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即要熔化经典，以经典为法式，走与儒家相同之路。这就是说应用文写作要以儒家经典为典范，选取雅正的古语来丰富词汇，这样应用文自然会趋于典雅之美。此后，“典雅”便成为古代应用文的文体风格和标准。
　　再次，古代文论本身在语言上也富有文采、、陆机的《文赋》在论述文章的文质关系时，提出了“理夫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观点，作者以主干喻内容，以枝叶喻文辞，比喻清新、生动。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提出效法以书写作的六种好处：“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里更使文采美达到极致。文中赞日“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签。”这段四言诗式的赞语不仅文字优美，也有很深的美学理论意义。范文澜曾对这段文字做出高度评价，说刘勰是能把骈体文字写得比散文还要优美流畅的人。高山重迭，流水环绕，众树错杂，云霞郁起。作者反复观察这些景物，内心有感而发。春光舒畅柔和，秋风萧飒愁人；像投赠一样，作者以情接物；像回答一样，景物又引起作者的灵感。
　　可见，古代文论在内容和自身上强调文采，这种师范作用推动了古代应用文文学泛化的发展。
　　心理因素也是古代应用文文学化不可忽视的因素。它主要体现在写作目的上。写作者上至君王、下至臣子，具体的公务活动，决定应用文的内容写什么，应用文的读者决定应用文的作者怎样写。
　　因此，为了实现写作目的，写作者不但要使应用文的内容条理清楚，有逻辑性，而且要想尽办法让读者接受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应用文的具体内容得到实施。对上行文而言，要高高在上的帝王对上书的内容有所采纳，写作者要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既要用真知灼见晓之以理，同时又要用真情实感动之以情，还要有文采、语言动听耐品。对下行文而言，作为帝王，由于他的言语作用重大，往往要载入史册，所以他对写作十分慎重，也要注重真情实感、讲究文采。
　　总之，古代应用文的文学化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该现象的产生存在多种动因。它是古代社会特定的产物，它在古代社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亮点。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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