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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逻辑（外一篇）
诗歌与逻辑（外一篇）作者/文星
●文星
他们至情至性，“语不惊人死不休”，“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样呕心沥血的作品，怎么会没有魅力？
1968年某一天，23岁的沃尔夫冈读到一首“很美的英文”唐诗，从此便与中国结下缘分。当时他正在读神学，立马转身攻克汉语。五年后他获得汉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论杜牧的抒情诗》。他“最喜欢唐诗”，也很喜欢中国菜。后来，他娶了一位中国姑娘。这个人就是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
改变他一生的那首诗，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如今能够用汉语悠悠咀嚼原汁原味的原作，如顾彬所说，真是“美得不得了”。
很多西方汉学家都对中国古代诗歌情有独钟。例如1966年去世的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醉心唐诗，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不敢前来造访中国。生怕现代中国之行，毁了他梦幻般的古典中国意境。他终身没有踏上中国的大地。
为什么中国古典诗歌有如此之大的魅力？
如果中国文人对世界是否有美好意义，不得而知；那么诗歌或者文学，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美好意义了。立德是圣人的事；立功是帝王将相的事；只有立言让知识分子得到莫大的精神安慰，让他们超越世俗，超越帝王，超越空间，超越时间——达到不朽。为此，他们至情至性，“语不惊人死不休”，“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样呕心沥血的作品，怎么会没有魅力？
例如大诗人李白，只要小小儿郎一上学堂，就得念叨他的诗。甚至牙牙学语的幼儿，就有模有样背诵“床前明月光”了。这位被天上贬下人间的仙人，凭着逼人的天才，借助终南山道教，走捷径直接人皇宫，其中未必完全没有屈辱。可是人们却津津乐道：他借酒使醉，命令大太监高力士给他脱鞋。那厮是只肯给皇上脱鞋的头号大奴才呢。三年后，他被皇帝赐金放还，虽然失落却也轻松。皇宫本来就不是人待的地方，更何况诗仙。
他出生在西域的碎叶，怎么成了四川人？24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怎样出剑门关，怎样周游天下，怎样娶了四个妻子，怎样长流夜郎，怎样去世，人们都要细细追问，一一考证。每学他的一首诗，老师总要教导我们感同身受，追忆他的心思意念，陪他一起悲欢离合。
您看他是不是比皇上还稀奇，比皇后还高贵？中国历代共346个皇帝，李白只有一个。这就是立言的超越历史，或者诗歌的穿透时空。那个当囚犯的可怜皇帝李煜，写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等伤感诗歌，令人愀然怦动，心有戚戚焉。如果不是这些诗歌，谁还会记得他。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诗歌故事不知有多少。那位浪迹青楼的写词高手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后来还是想当官，不得不去考试。这回皇帝把他的卷子批上：且填词去，何须浮名！于是他失意加得意，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三变是他的小名。没当上官的柳三变穷愁潦倒，据说他去世后，是妓女凑钱安葬的。可是啊，中国状元历代共700多个，柳三变只有一个。
遥想当年，这些文人有多少不如意、不得意。俗话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诗歌和文章就成了他们失意时的鸦片，让他们对权力和金钱不太在意了。中国文化对诗歌的迷恋无以复加，诗歌成为代代相传的接力棒，最终让诗人不朽了。
这种对诗歌的着迷不是没有实惠。诗歌、文学以及文章，不仅身后留名，生前也可以荣耀。最典型的莫过于李斯写《谏逐客书》，秦始皇读了之后，立即封他高官，邀他一起统一天下。晋代左思的《三都赋》一出，洛阳人争着传抄，引起洛阳纸贵。白居易拜访长安文坛领袖顾况，顾况调侃他的名字说：长安其实“居大不易”。等一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赶快解释：刚才是开玩笑。这预示着白居易在长安居住，很容易了。果然。
写这些东西，无论生前身后都有好处。科举考试以文章取官僚，因此中国古代读书人不管有才无才，从小都在写、写、写、抄、抄、抄。文人们居然传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文字的历史垃圾不知有多少。当今中国大陆评职称、搞科研都要文章数量，在这个真理失踪的地方，人人上阵，个个写文章。于是复制粘贴出惊人的文字垃圾。对文字、文学和文章的极度推崇，是中国文化特色。加之历史悠久和代代修史，所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叫：钻故纸堆。
传教士利玛窦说中国人：“他们的学术无非是写一篇典雅华丽的文章，勉强相当于我们的人文科学和修辞学，甚至不等于使用论证或以辩证法为前提的修辞学”。这就是中国文人，写或抄文章的人。但是，中国老百姓太尊重、太包容这些文人了：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文人的任性胡来，叫做风流韵事。
中国文人沉醉在文字彩绣的风花雪月里，离愁别恨惆怅往事，以此超越或逃避世俗。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古典文化是浪漫诗人，具有女性气质。相反，古希腊文化是理性哲学家，具有男性气质。他们在思考之余，细细敲打语言，斤斤计较言辞，发明了一种叫“逻辑”的工具，来控制野马一样的思维。让思想乖乖跟着逻辑，去寻找智慧和真理。
逻辑让以后的西方人受益无穷，让全世界各民族受益无穷，让人类受益无穷。也让我受益无穷。
逻辑思维方式后来成为西方人的惯性。1963年玫琳凯愤而辞职，赋闲在家。那一天她坐在厨房，有感于美国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开始按照逻辑分门别类，一条条列出她工作时的经验和教训，高兴和不高兴，希望能给女同胞做参考。当这个简单的逻辑工作和复杂的思考完成后，她发觉自己完全可以自立门户。一个叫玫琳凯的著名化妆品牌，就在逻辑工具的帮助下，诞生了。
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纪念时，他的亲笔日记公布了。他甚至用科学分析的逻辑方法，研究结婚这样的情感大事。在日记中他分别列出结婚的好与坏。好处：妻子是固定伴侣，老年的朋友，让房间充满音乐和柔媚之声。坏处：结婚让人失去自由，不能开心时疯疯癫癫到处乱跑，不能由着性子通宵读书，不得不陪着老婆走亲戚，必须在孩子身上花钱而不是给自己买书。
逻辑告诉他，结婚的坏处多于好处。可是，人不能完全依照逻辑生活的，否则就是机器人了。这时候感性啊、女人啊、音乐啊、浪漫啊，统统涌上来诱惑他。最终感情战胜逻辑，达尔文决定要结婚了。他的结论是“人不能孤独一生，抖抖颤颤的晚年、没有朋友、没有儿女的悲惨如在眼前，皱纹已经出来了”。
这一次，战无不胜的逻辑终于失败了。谁发明了逻辑
逻辑的发明，和能言善辩的人有关系。这些人有时候喜欢胡说八道，以显示自己的聪明。而发明逻辑的人比他们更聪明。
在中国春秋时代，有一个叫邓析的郑国人，专门帮人打官司，名气很大。有一次郑国发大水，淹死一个富人。尸体被人打捞上来以后，富人的家属前来认领。但打捞者的要价太高了，两家相持不下。死者家属就向邓析求教。邓析说：别理他。他不卖给你，卖给谁呢？于是，死者家属就按兵不动。结果打捞者着急了，也向邓析求救。邓析照样说：别理他。他不找你买，还找谁呢？
这位邓析就是名家的祖宗。据说他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把坏的说成好的，好的说成坏的。而且好和坏根本没有标准，今天说是好的，明天又说不好了。总之，他是左说左有理，右说右有理，永远有理。郑国的宰相子产很心烦他，后来终于把他杀掉了。
在专制的华夏社会里，装愚守拙、沉默寡言，就不会祸从口出。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沉默是金，话少是银”。能言善辩的人往往有不可靠、不老实、夸海口的嫌疑。随便翻翻《论语》，孔子常常说：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对花言巧语十分反感。就是这样的社会和传统氛围，使名家在中国历史里失踪了。
有一位华裔学者叫程星，是教育学博士，这二十年来在美国各类大学搞管理。2004年写了一本书《细读美国大学》，有理有据，生动有趣。在谈到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时，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美国不能‘侃’，无异于天生残疾”。美国中学教师替学生写推荐信，最糟糕的评语就是“该生平时不爱说话”。
因为美国教育注重课堂讨论和口头交流，以此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往往很吃亏。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以前是乖乖听老师讲，如今是老师、同学要听你说，站起来发言就需要勇敢。何况不是母语，害怕出丑。于是索性不发言。这样就不容易打开局面。程星说：“在这个文化里，寡言等于呆板，木讷近乎低能。”
逻辑的产生，必然与自由发言、能言善辩有关系。想当初，希腊人正在运用推理、研究悖论时，一群智者热热闹闹涌出来了。最初的智者不是本土正宗的希腊佬，他们大都来自希腊人在海外的殖民地。由于波斯人占领了他们的故乡，这些人只好逃到雅典。
据雅典人吹牛，在马拉松战役中，他们单独与波斯人交锋，打败了46个民族。面对强大的波斯，希腊只有雅典和斯巴达绝不投降。希波战争打了五十余年，希腊人终于胜利了。此时，雅典城邦年轻气盛，政治、经济和文化到处开花，在希腊鹤立鸡群，让斯巴达妒嫉，让智者向往。雅典的民主制度，在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雅典人最需要什么，又最缺少什么呢？
西方有几种人的口才最好：政治家、牧师、律师和主持人等。其中，政治家的口才往往是一流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辩论政治或者吵架政治。有心从政的人，必须以雄辩展览自己，抓住听众，打击政敌。
想当年智者两手空空逃到雅典，四顾茫然。突然发现，在人人都可以插嘴的政治里，雅典人最需要和最缺少的就是口才了。于是智者不用谦逊，就当了雅典人的老师。
那时候大智者普罗塔哥拉来到雅典，就是一个大明星。一清早，雅典贵族子弟来找苏格拉底，求他引见普罗塔哥拉。他们来到名门望族加尼亚家，看到普罗塔哥拉正顺着回廊漫步而谈，富有磁性的声音抓住了每一个人。从希腊各地来的追星族排成两队紧跟着他，后面还有一群散兵游勇。走到转角时，虔诚的听众小小心心让他继续领先，从不挡道，仍然保持两列队形，在他后面浩浩荡荡。
在加尼亚宽敞的家里，客厅还有一位智者躺在榻上讲课；院子里也有其他智者和听众。智者教雅典人“三艺”，就是三种说话本领。第一文法：怎样正确说话；第二修辞：怎样说话漂亮；第三辩证法：怎样说话雄辩。辩证法就是逻辑。这些演说术包括怎样用手势、声音等突然袭击，以此吓倒对方。
智者见多识广，离经叛道，以此启蒙了雅典人，让他们敢于怀疑一切，更加自信。不过作为教师的智者，有的是大师，有的就是教书匠。就像中国春秋时候的邓析，他们教学生不择手段，不守常识，反复无常，颠倒黑白，只要口头赢了就行，不管别人心中服不服。这不仅让一般雅典人反感，就是最智慧的哲学家，对他们也没好感。
例如苏格拉底，就不承认自己是智者。针对智者的诡辩，他发明了两套对话方法。一个是助产术，帮助青年人产生自己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逻辑学上普通定义的雏形。另一个是苏格拉底的反讽，针对自以为是的智者，用来揭露他们思想的自相矛盾。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方法接近归纳论证。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至今仍是西方大学最常使用的教学方法之一。
柏拉图对智者更不客气，说他们是“出卖知识的娼妓”。在他的阿卡德米亚学园门口，写着“不懂几何学，请勿入内”。几何学严格有序的推理，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逻辑学，打下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根本不承认智者是哲学家。他下定决心制定一套思考的规则和规律，不准智者胡说八道。据他宣称，在此之前，逻辑学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这个说法大致正确。
尽管从自然哲学家开始，就有人运用推理，研究悖论；智者在教学和辩论时也涉及逻辑的很多问题；苏格拉底的讨论法和柏拉图的教学等等，也注意到逻辑的重要性；可是没有谁像亚里士多德这样，认真研究和总结了前人的所有经验教训，全面彻底地考察了逻辑学的每个角落。在亚里士多德的悉心照料下，伟大的逻辑学诞生了。他当然就是“逻辑学之父”。
我们知道，语言是有民族性的，可是思维具有全人类性。就像语法是语言的规矩，逻辑就是思维的规矩。不同的语言遵守不同的语法规则；可是全世界如今要科学思考，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和规律，都是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制定的。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以演绎推理为主要构架。他首先把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分开，让逻辑学只管形式，不管内容。所以他的逻辑学又被人们称为形式逻辑。然后他分别归纳出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各种不同形式，让它们遵守各自的规则。同时又概括出凡要理性思考，就必须服从的基本规律。让那些信口开河、乱七八糟的思想不是违背这条规律，就是违反那条规则，只好规规矩矩认错。
逻辑学其实不难，只要理解和记得那些条条框框，不去冒犯它们就行了。最难的是怎样发明它。人类的思想如此繁富，内容如此缤纷，亚里士多德胆敢把它们全部扔掉，只关心人类思维的形式，把它们分门别类，收拾得服服帖帖。他归纳的各种思维形式，完备简洁；发明的规则和规律简单明确，易懂易行。让大家不得不心服口服，乖乖去遵守。所以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说，逻辑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一步也不能前进了”。
中国文人用文章和诗歌追求不朽，在受限制的社会和白然中求得精神自由。希腊人喜欢自由也拥有自由，但是再自由的思考，也必须服从逻辑。逻辑不受时间控制，不受空间限制，是探索社会和自然奥秘的法宝。希腊人有了这个宝贝，如虎添翼，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更加无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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