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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官僚德伦对秘书工作的影响
儒家官僚德伦对秘书工作的影响口施健 辛建华
自春秋以来，不管是提倡周礼的孔子儒学还是孟子、荀子的实用儒学，不管是较为极端的程朱理学还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近代新儒学，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对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上。其中，以士人为政的官德思想表现最为突出。
儒学提倡经世致用，关注政治道德的建设，因此，儒家官德思想就成为政治道德的核心内容。儒家的为政之德有明确的对象，主要体现在对官吏、君臣以及士与仕的关系上。儒家试图从广义的道义论上规划某种理想的政治道德，以保证有效的执行力，巩固和维护封建秩序。具体来说，儒家的做官定律要求解决德与位、德与才、德与民、荣与辱、义与利、穷与达、先与后、和与中的基本对应问题，儒家“仕”文化中的政治道德在道义论的引导下，回答并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最终演化为儒家从政的定律。
从古到今，秘书的工作职能是辅佐上司，其从属地位要求他们不能以官威示人，做事需把握尺度，依照职权行事，不能渎职越位。如果说儒家官德论对千百年来士人为官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对谨小慎微辅助上司的秘书来说，遵循儒家的官德思想必然是他们明哲保身的最好武器。
一、秘书成长的出仕趋向
《礼记·大学篇》中说：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这里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影响了上至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下至苦读求取功名的学子。“治国”、“平天下”在当时只是封建势力之间的权力争斗，但“修身”、“齐家”则是追求个人历练的一种极高境界。“平天下”三个字，对士人来说意味着出仕，即做官从政。儒家对于士人从政或许可在子路那句“不仕无义”中找到根据，但士人从政的理由则是：一个有安邦治国之才、不愿见国家混乱之人，在壮年时能为国分忧，是道义使之，这种成就感和义务感使众多士人积极投入到做官的行列。然而，他们进入仕途后也难免发出“仕途真畏途”的慨叹。孔子曾评价士人从政：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这里孔子对士人做官做了一个变通，即在和谐之世士人当出仕为官，无道之国当修养身心，这属于一种策略。我们发现，无论哪种方式，均是在为出仕做准备，借今人之语可以说“出仕的道路是曲折的，出仕的前途是光明的”。国人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官德论的影响很深。
古代文人多数靠征召或科举做官，这里的出仕之意通常在封建主选拔人才方面得到体现，况且人才的选拔多从上级侍者中挑选。如唐朝的陆贽，科举进士，两登博学宏词，被皇帝召为翰林学士。在出仕为官上，陆贽深受儒家官德思想影响。作为皇帝的秘书，面对乱世，娴熟地运用他的写作本领，以感人的文章陈述社会利弊，赢得了百姓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作为皇帝的亲信、高官，陆贽能正确看待自己出仕的目的，在平日保持廉洁作风，拒贿赂，皇帝也由衷感叹其品德。李白也有强烈的出仕之心，他在漫游时就多次投书，做幕友，后因诗歌优秀而得到玄宗赞赏，成为翰林供奉。对于李白来说，他出仕的目的绝不在于芝麻小官，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导致他陷入了失意的状态，自恃过高、求进太急的心理也伴随着他四处得罪权贵，最后他只得淡出仕途。李白的仕途失意告诫秘书，要从实际出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仕格言是有其逻辑顺序的，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对于初入仕途的秘书来说，培养谦虚、谨慎的作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士与官员的角色转换极为重要。
二、秘书的官德责任情结
儒家传统中的“尊五帝，法先王”准则在士人从政的原则中占有重要地位。先人的道德规范或是先进事迹往往成为后人效仿膜拜的对象，由此引申而来的是种种对于儒家官德责任的刚性要求。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儒家文化始终倡导经世致用，因此，儒士常常以担负国家责任为己任，这就造就了儒家文化中强烈而独特的责任意识。
杨建祥先生在《儒家官德论》一书中指出：“所谓儒家的责任意识，是在儒学范畴内，以道义论立场确立出义务敬重心的自律责任体系。”它以天下为己任，内在地包含了“为天下开太平”的目的意识。儒家社会责任意识要求个体归向于整体，以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重，以天下为己任，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儒家的“责任意识”首先是从人的内在出发，建立在客观普遍的道德基础上的自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秘书学探讨儒家的官德责任感。
首先，是为政有进。文人士子，倘若学有所成，当国家需要时，就应挺身出仕，忠心耿耿，辅佐领导。其次，是为政以德。在儒家官德思想中，品德与才艺从来都是硬性指标，不可偏废其一，而细察之，往往有德高于才的倾向性要求。可以说，为政以德是知识分子从政的首要条件，秘书想要做好上级的辅助工作，没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是无法想象的。最后，是执政有道。对高级秘书而言，他们接触领导、参与谋划国家大事的机会较多，因此，对于他们的责任要求就更高。他们帮助领导操持事务，以知识和能力治理国家，在位谋事，不可懈怠。衡量其水平的恰是处理政事的能力和辅佐的才干。孔子对于官德责任的理解为“正道、德性、知识、能力”，而这四个方面恰恰是秘书从政的伦理责任和官德意识。
儒家的理论如此，秘书的工作实践亦是如此。北魏秘书古弼被人称为“古笔”，因为他不仅有笔一样的用处，而且为人像笔一样正直有责任感。作为天子近臣，他敢于为农民争取耕地权益而强谏皇帝，敢于反映民意说真话，时刻为国家安危着想，以维护国家安危为己任，时刻提醒国君的责任是安邦治国、克己节用以利民生，这都是他深受儒家责任意识熏陶的体现。与古代秘书的刚正不阿相似，新中国的高级领导秘书田家英也是儒家责任感的贯彻者。他在任毛泽东秘书期间，顶住了来自多方“左倾”路线的压力，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为党的工作少走弯路做出了贡献。可以说，责任感需要更多的是政治觉悟及自身的刚性要求，这种素质是当代秘书人员必备的。
三、忠诚秘书的义利之辨
儒家历来倡导“舍生取义”的义利观。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在义利之辨中义高于利，可以通过取义舍利达到道德的圆满。这种义利观与他们历来倡导的荣辱观相关联，荣于义，耻于利，这是儒家的价值取向。士人面对两难抉择时往往参照儒家的义利观行事，给予内心一份良知的回馈，这是儒家义利观积极的一面。
儒家学派关于义与利的观点众多，可谓众说纷纭。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将义与利做了极端的划分，显示了儒家士人崇高的道德追求。当然，孔子并非一味地排斥利，只是将利看作大义感召天下后的衍生产品罢了。孔子儒学思想中关于义与利的观点更多的是围绕周礼来阐发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孟子对儒家的义利观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言利更言义，认为义绝对高于利、重于利，关键时刻甚至可以为义舍利。孟子的观念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集体主义思想相吻合，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维护集体的稳定是大义。
孔孟倡导的道义论中的义利观几乎确立了整个儒家理论的基调。然而，无论是极端的义利两元论还是义利互生观都或多或少地对历来秘书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的秘书史上不乏重义轻利之人。东晋的吴隐之曾做过大将谢石的主簿，俸禄丰，地位高。然而，女儿出嫁时他只能靠卖爱犬所得为女儿作嫁妆。他官至主簿，但为官清廉，从未收过不义之物，以至于到了卖狗嫁女之地步。他后来任广州刺史，一样清正廉洁。作为“中共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也是一位有着强烈正义感的秘书工作者，从被毛主席“点将”做秘书，到后来参与撰写众多党内文件，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他对党忠诚、默默奉献、甘做领导人身后不折不扣的绿叶，这种忠诚之心及无私奉献精神，为当今秘书们树立了榜样。
四、熟仁与从政的双重考量
千百年来，无论是儒家学者还是平头百姓都认为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做好官。这就引出了儒家官德思想中的“熟仁”观念。这一观念是儒家从其特殊的成人之道中引申出的为官之道，从而成为官箴式的真理。熟与生相对，“熟仁”是指从政者只有从生手成长为熟手，方可能做好官，这种业务上累进式的进步，儒家称之为“习熟”。进一步推演，做人要熟，熟知做人原则；做事要熟，熟知做事规则；做官要熟，熟悉为官之道。这就委婉地道出了儒家的“熟仁”思想。要做到“习熟”，就需经历一个由生疏到熟练的演变过程。孔子对“熟仁”有独到的理解，尤其对于“仁”，他认为做官过程中“仁”必在其中，也就是“依于仁”。他之所以强调“仁”，用意在于铺开了“仁”的实践境界，将“熟仁”从理论层面升华到实践层面。杨建祥先生认为“熟仁”的思想意义就是，“将成人之道到政治实践的个中内涵与外在实践能力“完美结合”。当然，这也是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一种拓展，是儒家官德论的支撑。
“熟仁”这一理论对中国的秘书工作也有一定影响。唐朝崔群便是深谙“熟仁”之道的秘书。他十九岁中进士，宪宗时为翰林学士。作为中央内廷的高级秘书，他的官运亨通与他明事理识大体的“熟仁”观念密不可分。皇帝鼓励臣子上书言事，因信任崔群，下令凡是上奏文书需征得崔群同意方可面呈皇帝。崔群立刻洞察出了其不妥之处。他向皇帝建议，说自己可做到正直无私，但士大夫谄媚起来是要祸害国家的。于是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有效避免了舆论障碍。不贪权，不谋私利，做个好官，这便是崔群做官的基本原则。细察古代的秘书工作者，凡是廉洁自律、秉公执法者往往是符合儒家“熟仁”理论要求的，即从做好人引申到做好官。
儒家的“熟仁”思想在当代欧美秘书职业活动中也或多或少得到了体现。露宝是微软公司起步阶段的重要秘书，她注重人文关怀，在日常工作中运用其女性的缜密思维和周到的服务意识，在公司给予每个员工独特的母性关怀和温暖，使得整个公司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庭，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保证了微软公司的蓬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露宝力争先做一个关心他人的好人，从而去熟知企业文化的内涵，在关注员工的过程中，自己的秘书工作愈发游刃有余。尽管国外的秘书理论中没有“熟仁”这一观念，但事实表明，秘书工作中这种意识普遍存在。
五、当今秘书工作对儒家官德论的扬弃
总之，儒家官德论从道义论出发，为从政人员勾画了一个有着严密理论体系的为官规则，在秘书工作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联系当今的秘书工作不难发现，儒家官德论对于开展秘书工作大有裨益。儒家一向强调责任意识、为官清廉、追求“仁”，这或多或少对秘书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儒家官德论从从政的角度阐述了儒家对于做官的心得： “义利之辨”、“穷达兼济”、“荣辱共存”等，这些无不与当今和谐社会的秘书工作宗旨相一致。这里既有如何开展工作的说教，也有对于道德良知的隐性劝告。当代的秘书工作者面对的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对儒家官德论的有益借鉴无疑对做好本职工作有着重要作用。
当然，儒家官德论也有其无法避免的局限性，因为它是以服务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是为强化君主专制而设定的，其实质是用说教、伦理来服务封建帝王，本质是人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同时，在儒家所宣扬的官德思想中，缺少对于法律责任的刚性要求，虽然这是由特殊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但是，对于法律责任的忽视会影响儒家官德论的实际执行效率，使部分贪官污吏伙同秘书人员以身试法，钻法律空子，谋取私利，这是儒家官德论的漏洞所在，应当引起当代秘书人员的重视。
当今秘书工作的服务对象是领导、职能部门和广大群众，服务目标是为民众谋福利，范围可以覆盖为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将儒家官德论中的有益思想在社会中放大、扩充的同时，必须对其弊端坚决剔除。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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