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所有指控证据提出于法庭上，履行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②即以法庭辩论阶段的结束为交点，在法庭辩论阶段结束之前，公诉方的刑事追诉活动还没有完成，此时提出变更起诉或追加起诉的请求，法庭应当允许。而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后提出就是对被告人的再次追诉。
其次，在发生案件需要改变管辖或有简易程序转变为普通程序的，检察机关的撤诉走了远路。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第15条、16条规定了移送管辖的程序，即下达改变管辖决定书、不同意移送决定书和同意移送管辖决定书，并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第229条规定了程序转变的处理。即“法庭应当中止审理，并按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原简易程序审理的结果完全无效。
再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逃跑的。这种情况下主张者的提出的问题完全可采取同“发现新的犯罪事实”的处理方式解决。况且，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有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至于中止审理后的长期“挂案”问题，有待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缺席审判程序的立法（参见杨明文章）③
最后，起诉后一审判决前同案犯被抓获的。最高检的司法解释规定是“发现遗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诉和审理的，可以要求追加起诉。”追加被告人应采用追加起诉的形式。然而，被告人的追加涉及审判对象的重要改变，将同案被告人以补充起诉的方式纳入诉讼似乎严肃性不足，而且不尽合理。因为从实践看，追加被告人通常都涉及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叙述发生某种程度改变，因此这种情况下最好采用重新起诉，即对全案重新制作法律文书起诉，同时注明原起诉书予以撤销。④这样的处理不同于撤回起诉，重新起诉是变更起诉的一种形式。
因此，撤回起诉的原由仅是在法院审理前检察机关发现的不应当起诉而错误地认为应起诉的，即被告人不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被告人错误的。
3．撤回起诉的法院审查。
撤回起诉的法院审查是指在检察机关提出撤回起诉时，法院要承担审查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有异议，即是否有不同意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这是因为检察机关的撤回起诉可能存在着与被告人或被害人的诉讼利益冲突。法院对被告人、被害人是否同意检察机关撤诉的审查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诉讼效益，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少数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将撤回起诉作为逃避错案追究的护身符。
首先，从被告人角度讲，检察机关撤回已经提起的公诉意味着国家对被告人追诉活动的终止，被告人可以避免因审判结果的不确定性而可能对其错误定罪的风险。这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但是，也存在例外情况。如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六种情形中，第2项“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要注意到这是在已经构成了犯罪的前提下免于刑事责任的，即对此人已经作了有罪的法律评价。倘若被告人认为自己根本就是无辜的，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而是被错误起诉，为了彻底洗清自己的冤屈，坚持要求接受法院审判，希望通过公开、公正的法庭审判，通过法院的最终无罪判决来证明自身的清白。⑤被告人的异议是客观存在但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少数检察机关甚至是法院错误地理解和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一审程序中检察机关在案件证据不足、胜诉无望的情况下提出撤回起诉的要求，法院经常以裁定的方式予以准许，根本不会考虑被告人的利益，而在检察机关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再次提起公诉时，法院也会轻易地予以接受。在这里，提起重复追诉的尽管不是法院，而是检察机关，但法院本身却成为检察机关任意实施重复追诉的协助者，同时撤回起诉就成为逃脱错案追究的托辞，成为逃避错案追究的护身符。
其次，从被害人的角度讲，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是与被害人的利益矛盾的。被害人一般都有着强烈的要求惩罚犯罪的愿望，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不再追诉，但被害人可能认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可能继续向检察机关申诉或者向法院起诉，甚至是上访。这样的撤诉不仅没有起到终结案件的作用，而且被害人还得进行大量的司法投入，对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诉讼效益上都是不利的。在公诉案件的撤诉问题上给被害人一个提出异议的权利，不仅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利益，也有利于减少诉累。
因此，在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时，当检察机关和被告人、被害人之间出现矛盾时，需要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衡量、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这一任务的承担者就是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法院的审查主要是分别听取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意见，但这种审查完全是程序上的审查，不涉及实体内容，对被告人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以及被害人是否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法院均不予以考虑。法院审查后，如果被告人、被害人对撤诉没有异议，应当裁定准许撤诉；如果被告人或被害人不同意撤诉的，法院应当裁定不准许撤诉。
5．  撤回起诉的效力。
在撤回起诉的效力问题上，多数学者都认为检察机关的撤回起诉仅具有程序性意义，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撤诉后，在追诉时效期间内有“新的事实或新的证据”对同一案件仍然可以再行起诉。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撤回起诉不仅仅具有终结诉讼的作用，而且也应遵循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因为：如前所述，撤回起诉的原由是检察机关不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或被告人错误的，在检察机关以此为由，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才可撤回起诉，事后再以同一犯罪人的同一行为人再次起诉，这种起诉既可以原来的罪名提出，也可以在变更罪名后以同一事实重新提出。就是说先前的起诉仅仅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无法得到法庭的认可，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不可以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重新提起公诉。⑥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还是英美法系的“免受双重危险原则”都要求检察机关不得对被告人的同一行为重复追诉。尽管一事不再理原则本身更多地强调国家司法裁判权的自我节制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效果，以防止因为对同一行为再度审理而作出与前次裁判相矛盾的新的裁判，从而维护国家司法权的威信，保证法秩序的“安定性”，但是应当看到，世界范围内保障人权的呼声日渐高涨，程序正义价值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变化。法院作出的准予撤诉是程序性的裁定，但检察机关以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的重复起诉与一事不再理的精神实质是相违背的，实际上是为了追求一个实质真实而对被告人人权的极大轻视。
因此，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不能以任何理由再次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进行刑事追诉。这也是刑事诉讼法上追求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之间选择的结果。选择保障被告人的人权，体现正当程序的意义，必然可能牺牲一部分实体真实。
在撤回起诉的效力上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法院作出准予撤回起诉的裁定后，撤回起诉的效力是否等同于不起诉的效力，是否有必要对被告人作法定不起诉的处理。如前所述，在是否准予撤诉的问题上检察机关只有请求

权，其要受到被告人和被害人意见的左右，而法院的准予撤诉的裁定是最终产生撤诉法律后果的，即根据法院的准予撤诉的裁定就足以确认被告人是无罪的。公诉一旦撤回，刑事诉讼程序即告终结。因此没有必要再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的决定。法院的准予撤诉的裁定作出后，被告人在押的，应当立即释放；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对扣押、冻结的被告人的财物应当解除扣押、冻结等。实践中，有些检察机关在案件撤诉后，长期“挂案”，甚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侦查，部队被告人无罪处理，扣押的财物长期不予退还。这些做法都反映出对撤回起诉在法律效力上的有意无意的忽视，严重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综上所述，对公诉案件的撤回起诉的含义应由全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复追诉问题，真正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注释：
①陈瑞华  《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  第128页。
②同①
③杨明  《缺席审判》
④龙宗旨《刑事审判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第337页
⑤林劲松《论撤回公诉》《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第11卷第64页。
⑥同①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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