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甚至通过对其违宪性的考察将之全面的否定  。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承认的是，暂缓起诉在实践中的运用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其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其在实践中起到的作用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通过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暂缓起诉，并且在缓起诉期间内通过给其设定一定的负担或者对其行为进行观察的方式，不仅可以起到对其行为加以惩罚的效用，而且更有利于其重返社会，从而更好的实现刑事司法的目的。
三  对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具体构建
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司法实践来看，暂缓起诉制度的运行是有效益的（我国台湾地区基于运行时间的限制只是一个例外）；从诉讼经济以及刑事政策的理论来讲，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是有根据的，也是符合刑事司法的基本要求的；从我国的实践探索上分析，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也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价值的。“自古华山一条路”，摆在我们眼前的具有一定紧迫性的便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暂缓起诉的制度，并对其相关制度加以规定。对此，本文在结合分析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以及司法中的实践情况，对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作出以下具体设想。
（一）  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及考量因素
关于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也就是对于什么样的案件可以运用这种处分有三种立法例。其一是日本的使用范围无限制，在其喜果那时诉讼法第２４８条中对于检察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案件范围并没有加以规定，因此在日本检察官可以对所有的刑事案件依职权作出暂缓起诉处分。其二是德国的轻罪限制的做法，也就是将检察官适用暂缓起诉处分的案件仅限于轻罪，根据德国刑法典第１２条第２款的解释，轻罪是指最低刑为１年以下自由刑或判处罚金的违法行为。第三中做法也就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的相对于日本和德国来说的折中说，也就是将适用范围规定为死罪、无期徒刑或最低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犯罪行为。那么我国应该确立怎样的适用范围呢？本文认为我国采取德国的做法比较合适，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现阶段对于情节严重或者影响较大的犯罪行为主要应该考虑通过刑事制裁来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而且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初始确立阶段还应该考虑大众的接受心理，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和刑法的一般预防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可以适用暂缓起诉处分的范围内，并不意味着检察官都可以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这样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适用暂缓起诉处分的考量因素问题。简单的讲，检察官在法定的范围内，应该综合考虑犯罪嫌疑者的个人情况、犯罪后的表现以及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次基础上审慎的作出处分行为。
（二）  暂缓起诉期间的规定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负担的设置
暂缓起诉作为一种不具有终局性的处分行为，必须要设置一定的期间，否则可能回使得犯罪嫌疑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其回归社会的步伐。因此对于暂缓起诉期间不宜过长，鉴于在本文前面对于暂缓起诉使用范围的设计，我国暂缓起诉期间应该确定为一般为６个月，在经法院的同意下基于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但最长不超过１年。
对于检察官在作出暂缓起诉的处分时是否应该为犯罪嫌疑人设立一定的负担，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初犯、犯罪危害后果较小以及犯罪嫌疑人悔过心理明显且已经通过一定的方式弥补了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的，可以仅仅设立暂缓起诉期间而不要求其作出一定的金钱给付或行为，但是对其在规定期间内的表现应该加以观察并作出记录。除此之外的情况则应该为犯罪嫌疑人设定一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可以是一定的金钱给付、为特定的公益事业作出服务或者是其它具有公益性的给付。对于被作出暂缓起诉处分的犯罪嫌疑人，只要其在规定期间内完成了上述义务，则在期间届满时应当对其作出不起诉的终局处分。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此期间内违反了规定的义务，则可立即撤消暂缓起诉处分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犯罪嫌疑人在此期间内又作出了违法行为的同样适用这种措施。
（三）  暂缓起诉处分之规制与救济途径
“权力的设定只是确立一种规范，而滥用权力的现象却是必然的。”  如同一位先哲曾经说过的那样，“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因此对检察官的暂缓起诉处分的职权作出一定的规制措施并给予利益相关者一定救济渠道就显得很是必要。综合考虑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做法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其一，赋予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也就是说当被害人认为暂缓起诉的处分不适合时可以要求检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诉，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必须满足被害人的要求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其二，检察机关内部对检察官作出的暂缓起诉处分的审查与监督措施。从我国的检察机关的设置体系上来看，检察机关在上下级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在被害人对检察官作出的暂缓起诉的处分不服时，应当允许被害人向作出此处分决定的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院提出要求重新处理。诸如对暂缓起诉处分的附随义务不满的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得到救济。上级检察院通过受理被害人的请求，通过对先前作出的暂缓起诉的处分的审查使得被害人的权利得到救济，而且这种途径一样可以发挥监督检察官处分职权的作用。
此外，关于检察官在作出暂缓起诉的处分决定时是否应该征求犯罪嫌疑人的意见，本文认为法律对此没必要作出规定。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其一是假设这种处分只是规定一定的暂缓起诉期间而不附设义务，那么相对于正式审判程序来说，暂缓起诉的处分可以使得犯罪嫌疑人避免审判所必然带来的诉讼投入以及可能受到刑事制裁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选择接受暂缓起诉的处分从经济学上来讲是有效益的，因此这种选择的概率是极大的（甚至接近于１）。我们来考虑包含附随义务的处分决定，暂缓起诉处分的非终局性决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表现直接影响着这种处分的效力，若是犯罪嫌疑人对这种处分表示不服并且要求接受正式审判，那么检察官可以直接根据他的表现而作出撤消这种处分的决定，并依法想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赋予犯罪嫌疑人在暂缓起诉处分中的同意权是没有意义的，而无论这种处分有没有附设义务。
有了理论的支持与司法实践对这种需要的呼唤，有了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成功实践为我们前进的道路指引方向，有了这一次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完美契机，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实施可以说迎来了最佳时期。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也将为我

国的司法改革的步伐添材加火，使得我国的法制建设更加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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