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全部在中国境内生产或者制造;二是部分或全部使用进口原料、零部件的产品必须在我国经过实质性改变。判定实质性改变标准如下:①在我国境内进行主要的及最后的制造加工工序。该标准适用于附在《规则》之后的“加工工序清单”中的绝大部分产品,按四位数归类共252个税目。②经过了规定的制造加工工序,并辅以当地增值百分比(不低于25%),按四位数归类,共166个税目。③税号发生改变,即海关税则中四位数税号一级的税则归类有了改变。
当然，从政府采购的角度出发，我们关心的更多的应该是进口货物的原产地规则，出口货物的原产地规则应该只是一种参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还是《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从进口规则来看,判定标准极不具体,标准过于简单,十分缺乏可操作性。依据该规则进行的海关统计对双边贸易统计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以此来保护本国产业发展的手段是十分乏力的。从出口规则来看,对如何利用原产地促进产业进步同样缺乏足够的重视,加工工序清单所列产品太少,有的则要作相应的调整。我国原产地规则有进口、出口原产地规则,相互自成一体,分别由不同部门制定和管理,尚未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贸易管理工具而加以充分利用。
如前所述，原产地规则关系着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就目前而言，它决定着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对那些商品开放；从长远来讲，待我国加入GPA之后，还涉及到最惠国待遇和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待遇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原产地规则还不能胜任这些工作，制定明确具体的原产地规则已经迫在眉睫了。
第二节．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
法律的适用范围决定了其调整对象的范围，也就决定了其据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客观地讲，国内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决定了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的政府采购市场的大小，而国际条约如GPA的适用范围则决定了成员方对外开放的政府采购市场的大小。
一．国内外立法的比较分析
GPA在第一条中对其适用范围作了规定，该范围的划定是从三个角度进行的：一是各成员方的采购实体上的限制，规定凡是在该协定附录1中所列的实体所从事的采购都应遵守该协定；二是对采购的形式进行了界定，规定成员方政府的任何以契约的形式进行的采购，包括购买、租赁、分期付款购买、有无期权购买以及产品与服务的联合采购都要遵守该协定。三是从采购标的的价值上所作的界定：凡是符合以上两个标准的标的额高于政府在附录1中所承诺的最低限额的采购项目都要遵守该协定。从GPA的立法目的上讲应该将尽可能大的政府采购范围纳入其适用范围，以利于促进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考虑到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需要，不可能将各国的政府采购市场毫无保留地对外开放。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应该说，为了争取有更多的成员方加入，GPA对各国的自主决定权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尊重的。因为各成员方可以在附录中自主承诺适用该协定的采购实体10，但实际上，由当事方自由裁量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国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中，各国往往都非常重视其它的成员方的已有承诺范围的示范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各国的承诺范围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合同标的额的门槛价格是划定政府采购范围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GPA对合

同的估价方法作出了极为详尽的规定：估价应该考虑所有形式的报酬；不得规避本协定的适用而分割合同；必须分解的采购项目的估价要参照近期的类似合同的实际价值进行；租赁合同的估价应为合同的总价值11和或月摊付额的48倍12；对于包含选择性条款的合同，估价基础应为允许进行的最大限度的采购的总价值。
《示范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较为笼统，在其第1条中规定了该法适用于采购实体进行的所有采购。要想实现《示范法》的目标，就需要使其得到最广泛的应用，因此，虽然《示范法》有条款规定把涉及的国防和安全的采购排除在外，颁布国在其采购法或实施条例中也可指明另外的不适用部分，但颁布国不宜在其立法中对《示范法》的适用范围作更多的限制。为使《示范法》得到最广泛的应用，第一条第3款规定，即使是排除在外的采购类型，也可以由采购实体斟酌决定适用《示范法》。纵观《示范法》的规定，我们可以认为，该法实际上是将适用范围的相当程度上的规定权交给了各国政府。这有利于各国针对本国的不同情况做出适合本国国情和利益最大化要求的规定。
我国的招标投标法第二条和第三条对其适用范围做出了规定。根据第二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的招标投标活动适用该法。也就是说，任何性质的组织，不管其是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还是私人组织，只要其进行的是投标活动，就要遵守该法的规定。第三条从采购项目的性质和资金来源的角度划定了该法的强制性适用范围，根据该范围，强制招标的主体可能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甚至包括私营企业13。
我国的《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将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财政性资金办理的政府采购纳入了其调整范围。这里的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并将采购定义为采购机关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用等方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另外，该办法把下列五项内容排除在外：
1． 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
2． 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因素，需紧急采购的；
3． 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危险，急需采购的；
4． 我国驻境外机构在境外采购的；
5． 财政部及省级人民政府（含计划单列市）认定的其他情形。
正在制定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草案与该办法相比，对法律适用范围的规定有了一些变化：首先，在采购的定义中增加了“建设”这一方式；其次，明确了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定义，划定了较为清晰的范围；另外，在采购的资金来源上，明确财政性资金占采购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的项目，应该执行该法。
二．划定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的标准
从政府采购法草案的规定上来看，政府采购的主体只限于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使用预算资金进行的采购和国家军事机关进行的采购不包括在这一范围之内。对于军事机关的采购，因其涉及国防安全和军事秘密，不纳入调整范围很好理解。但是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采购也在调整之外，恐怕是出于担心政府采购制度会干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的考虑。相反的观点认为，政府采购的实质内容便是将竞争机制引入采购过程，它带给这些企业的只是节约资金和提高效率，所以前面的担心大可不必。另外，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采购资金在财政资金支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丢掉这块巨大的蛋糕，无疑会使政府采购的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
目前对国有企业是否应该纳入政府采购调整机制的争论所涉及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政府采购的适用范围到底应该依何标准进行划定？无论是一个主体还是一项具体的采购，将其纳入政府采购的范围总是依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的，尽管这种标准有时候是非常不明确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客观存在的。
从对GPA的分析来看，这一标准应该是：成员国从自己对成本——效益(Cost-benefit)的分析出发来决定其提交的协议附件中的名单的自主选择权。各国在进行这种分析的过程中，应该适当考虑开放采购市场所获得的额外采购的机会14。但是，这一标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平衡各缔约国利益的一个标准，而非实质意义上的划定其适用范围的标准。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采用了选择方案的形式。根据《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立法指南》第二条的规定，决定是否应该将某一实体的采购纳入适用范围时，应该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1．政府是否向该实体提供了大量的公共资金，是否为了确保与采购合同有关的实体履行付款义务而提供担保或其他的保证，或以其他的方式确保采购实体履行合同义务；
2．该实体是否由政府管理或控制，或政府是否参加对该实体的管理或控制；
3．政府是否对该实体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给予独家经销特许，垄断权或准垄断权；
4．该实体是否负责向政府或财政部门报告盈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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