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是毫无了解的情况下进行教唆，能否认定为教唆犯呢?笔者认为，教唆对象必须是特定的，教唆行为既可以是一次性对一人实施教唆行为，也可以是一次性对数人实施教唆。这一点，在利用电子邮件进行教唆时并无疑问。但是，在利用BBS等开放式交流手段的情形下，其教唆言语可能被其他人所触及。因此，在认定时须严格限定教唆者具体教唆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其他非教唆者所明确教唆针对之对象者，不属于教唆对象之特定范围。
　　4.教唆因果关系之认定。在传统刑法理论中，教唆者须对自己教唆行为的性质及危害后果有明确的认识，即行为人应预见到自己的教唆行为将引起被教唆人产生某种犯罪的故意并实施该种犯罪。但是，在网络犯罪中，由于网络连接的广泛性以及技术的复杂性，有时行为人对特定行为所导致的危害后果并不明知。在许多情形下，行为人具有损害扰乱网络正常秩序之教唆故意，无论被教唆者具体实施何种危害行为，均不违背其本意。亦即在网络犯罪之情形下，由于网络之复杂性，行为人在诸多情形下并不明了其教唆行为之危害性。例如，教唆者向被教唆者推荐一种黑客软件，但其并不明知该软件之危害性，因而，虽然行为人对该软件所可能造成危害网络安全的结果是明知的，却未必知道其具体危害。因此，何种危害后果属于与其教唆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之后果，认定较为困难。虽然可以将教唆者此种情形下之教唆故意认定为概括之故意，以实际发生危害之后果认定其教唆因果关系之存在。但单纯考虑实际发生之危害后果，则显然有悖于刑罚之公正性，有客观归罪之嫌。因此，笔者主张，解决网络教唆犯刑事责任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将网络教唆行为单独定罪处罚。
　　(三)网络帮助犯。所谓帮助犯，是指故意帮助他人实行犯罪。而网络帮助犯，如前所述，应是指通过网络于他人犯罪提供帮助之情形。网络帮助犯的构成特征如下：
　　1.网络帮助故意之认定。所谓帮助故意，是指明知自己是在帮助他人实行犯罪，希望或者放任其帮助行为为他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并希望或者放任实行行为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4](P.133)。网络帮助故意在作为犯之情形下一般与普通犯罪并无不同。而在以不作为形式的网络犯罪中，难以认定。这主要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ISP)的责任问题。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ISP自行得知或者接到通知后，并没有停止网络违法使用者用户连线服务或移除违法资讯的消极行为，不管是共同正犯或帮助犯的主观要件，皆是行为人须具有构成要件故意或者帮助故意。否则参与者即使参与构成要件的实现或者提供帮助，也不成立共同正犯或者帮助犯[7]。值得注意的是，构成帮助犯，虽然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将要实施的是犯罪行为，但明知不是确知，对于他人具体要犯的是什么罪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内容并不要求确切了解。也就是说，帮助犯明知他人准备犯罪，但不具体了解准备犯什么罪，而积极予以帮助，也构成帮助犯[4](P.134)。在网络犯罪的情形下，认定这一点尤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网络管理的复杂，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发现违法信息，而给他人造成不利影响的，因其并无帮助散布不法信息之故意，故不成立网络帮助犯。但是，从长远观之，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在人们生活中价值之广泛体现，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义务，显然有严格之必要，即在特定情形下，使其承担相应之监督过失责任亦有可能。
　　2.网络帮助行为之认定。所谓帮助实行犯罪，是指在他人实行犯罪之前或实行犯罪过程中给予帮助，使他人易于实行犯罪或易于完成犯罪行为[2](P.549)。
　　网络帮助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其一，物质帮助。网络犯罪中的物质帮助行为，主要是向相对人提供用于犯罪的各种资金、软件。通过网络向他人提供资金、软件的，主要是指通过网络进行电子资金的转移以及发送软件的行为。其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之帮助行为，于传统刑法理论上又称之为无形之帮助[4](P.133)。但在网络犯罪中，这一称呼并不确切，因为，于网络环境中提供技术支持行为，亦为无形之帮助行为，却不属于精神帮助之范畴。在传统犯罪中，精神鼓励方式之运用，主要体现在为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站脚立威等。在网络犯罪中，对实行犯技能之认可，夸耀其具有实施网络犯罪之技术能力，足以达到强化其犯罪意志之程度，亦属于精神鼓励之范畴。其三，技术支持。即向他人进行犯罪提供所需技术的行为。技术支持行为，从行为表象上，是一种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但在本质上，因技术支持行为人具有共同犯罪之故意，而与传授犯罪方法行为有别。在认定技术帮助时必须注意帮助行为与共同实行行为的区别，共同正犯的构成要件是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其所分担的行为对于犯罪结果不仅具有因果关系，而且就整个事件而言，行为不能是处于隶属性的地位。帮助行为一旦具有实行行为之特征，便成为实行行为，不以帮助论。因网络技术行为之特殊性，行为人提供帮助者，不能对法益构成直接侵害。在行为人之行为构成对法益直接侵害情形下，行为人成立共同正犯。如行为人“帮助”非法窃取秘密之人打开系统之“后门”，以供他人窃取秘密之用，其“帮助”行为实为共同实行行为。(注：所谓“后门”，是指软件制作人出于维护或者其他理由而设置的一个隐蔽或伪装的程序或系统的一个入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环境下，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帮助行为，即于网络中公开发布黑客软件或者破坏性软件的行为。黑客软件，既可以是一种通用的侵入工具，也可以是一种合法的管理工具。因此，在网络

中公开发布此类工具软件的行为，一般不构成帮助行为。但是，如果该软件被纯粹用来侵害合法利益，则须区别对待。对于发布侵害对象不特定的工具软件，由于发布者对使用者使用之目的，使用之过程均不了解，因此，不成立网络帮助行为。但是，如果该软件具有明确的侵害对象，如在网上公布某重要软件的破解程序，在软件破解人构成违法之情形下，破解软件提供者事实上扮演了帮助者的角色。我们认为，从其行为的实质考虑，尽管行为人主观具有协助他人破解软件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帮助破解的行为，且行为人对发布该破解程序所具有的直接后果非常清楚，但是，由于帮助对象的不确定性，行为人不成立帮助犯。
　　帮助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在法律上，对正犯的犯罪行为具有防止义务的人，故意不履行其防止义务，成立不作为之帮助犯。例如，网站管理者对于行为人在网站BBS上发表诽谤他人之言论，明知而故意不删除者，构成诽谤之帮助犯。但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ISP与客户之间对受侵害的法益所有者并没有特别关系而负有排除侵害的义务。故ISP的不作为——不中断服务或移除内容——不应以帮助犯论。[7]笔者认为，在ISP明知其违法的情形下，其负有阻止传播之义务，不阻止的，构成网络帮助犯。但是，如果ISP并不明知，鉴于维护网站内容的困难性，并不具有监督过失之责任，不成立帮助行为。
　　收稿日期：2002-06-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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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5]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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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黄惠婷.帮助犯之帮助行为——兼谈网络服务提供者之刑责[J].台湾中原财经法学，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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