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承包地不收租金、承包费用较低而不愿放弃对土地的承包，对土地进行低效经营、掠夺式生产，无疑这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

　　[18] 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9] 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0] 王兰萍：《论我国土地使用权与用益物权》，《山东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21] 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2] 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3] 我们主张在立法中摒弃“土地使用权”概念，但并不反对其继续作为一种学理或不严格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或提法。正是基于此，在本文中我们亦使用了作为学理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概念。

　　[24] 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5] 参见叶建丰：《在我国重建永佃权的构想-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河北法学》2001年第3期；杨立新：《论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缺陷及其对策-兼论建立地上权和永佃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河北法学》2000年第1期；张红霞：《罗马法上的永佃权制度与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法学》1999年第9期。

　　[26] 谢怀轼：《大陆国家民法典研究》之第五节《日本民法典》，《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3期。

　　[27] 参见王泽鉴：《用益物权。占有》（民法物权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28] 杨振山、朱庆育：《制定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制日报》2000年11月9日，第3版。

　　[29] 新合同法存在诸如：缺乏一些先进制度的规定，遗漏了一些具体的合同；某些规定地于墨守陈规，缺乏应有的超前性和广泛适用性；起草过程中受行业、部门利益因素影响较多，致使其有失全面和公允。参见常健：《新合同法存在缺陷浅议》，《改革》2002年第1期。

　　[30] 史尚宽：《物权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57年版，第169、186页。

　　[31] 来小鹏、文介平、骆电：《试论地上权制度的存在价值》，《河北法学》1998年第4期。

　　[32] 参见程宗璋：《我国地上权制度之研究》，《不动产纵横》1999年第2期。

　　[33]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32条规定：“称地上权者，谓以在土地之上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为目的而使用土地之权。”

　　[34] 参见王泽鉴：《用益物权。占有》（民法物权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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